《左传》中所见春秋式的战争

春秋时期的战争不同于战国及以后的战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作为刑罚的一种,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不以多杀伤、多斩首为目的,多以维护礼乐制度为本,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演进,后来的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贵族的时代终结了,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左传》等史籍中一窥春秋战争的端倪。     

谈《左传》中的礼

《左传》思想内涵博大精深,对礼的重视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春秋礼治思想的发展中,礼从原来标志和捍卫贵族统治集团利益的工具演变为一种能治国安邦的政治学范畴的概念。     

越国贵族墓随葬陶瓷礼乐器葬俗探论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历史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其中在上层贵族墓中随葬仿铜的陶瓷礼乐器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新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越国贵族墓不像中原和其他诸侯国贵族墓那样随葬铜礼乐器,而是随葬仿铜的原始瓷或硬陶的礼乐器。这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葬俗既非越国建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不是矿源缺乏和战争的原因,而是对本民族传统葬俗的继承与发展。     

春秋战国灾礼略论

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古人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有限。为了应对灾害、灾异。春秋诸侯国一方面试图以"德"禳灾,采取一些务实的荒政措施抵御饥荒、水旱等灾害,同时也发明了一套抵御灾害的礼乐制度。这一礼乐制度即是灾礼。灾礼即以礼乐制度来抵御、消解灾害。     

清明节的墓祭

正清明节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现在成了人们祭扫墓地、追远怀人的重要节日。经研究,清明节最早与墓祭无关。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只有贵族有墓,老百姓并没有墓。秦汉时期,封建等级不再那么严密,老百姓葬后开始有墓地,那时贵族的墓地称"墓",有碑。平民的墓地叫"坟",只是一个土包。开始时,墓祭是贵族活动,百姓不举行墓祭,只举行家祭。墓祭分春秋两祭,有春祈秋报之义。到汉代以后,墓祭逐渐形成风俗。专家判断,"寒食墓祭"大约在南北朝时形成习俗。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寒食节上墓拜扫礼经无文,但近代相沿,积久成俗,士庶之家,每逢寒食节无不祭扫。"鉴于此俗已久,唐玄宗就于开元二十年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寒食     

华豹之死与春秋之"信"

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顾亭林在其《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中指出:"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信"乃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观念,尤其是贵族安身立命所普遍奉行的最高道德伦理准则之一.《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所载的宋国华豹之死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仪礼》白文经版本考辨

《仪礼》白文经版本考辨王锷《仪礼》是十三经中“三礼”之一。两汉时期,《仪礼》只称《礼》,或称《士礼》、《礼经》,亦称《礼记》,至晋代始称《仪礼》。今传《仪礼》十六篇是一部记录先秦以前贵族生活中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各种礼节仪式的专书。该书所...     

从新出甲骨金文考述晚商射礼

射礼是按照一定的规程所举行的弓矢竞技行事,通常认为属于周代的礼制。然据近出甲骨文金文材料确知,逐渐脱离宗教权威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技能高下的射礼,早在晚商就已经流行,周代不过是继承而有所革替而已。晚商射礼,是商王暨各方贵族阶层成员参预的弓矢竞射札,通常习射于水泽原野处,泽畔建有与习射相关的建筑设施,又连天累日举行,以“(?)弓”、“迟弓”、“疾弓”三射作为竞技规则,注重用弓暨弓法,视射获猎物无废矢进行颁功贶赐,射后有享祭先祖之礼。周代射礼,实当源自殷礼。     

中国古代的名“司机”

正御,《说文解字》释为"使马也"。这是一个会意字,左为"行"的省写,中为绳索形,右是"人"形,意为人握辔行于道中,即驾驶车马。御者,即驾驶车马的人,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司机"。在《周礼》中,"礼、乐、射、御、书、数"是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艺",其中"射、御"是武艺范畴,"礼、乐"是武德范畴,可见这是一个以军事教育为主的教学体系。事实上,在车战为主的先秦时代,"御"是军人乃至普通人应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孔子就     

匜与古代沃盥之礼

青铜礼器简称"礼器"或"彝器",品种繁多,可分为六大类: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和杂器。商周时期,贵族举行礼仪活动或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以表示虔敬。水器是沃盥时用的注水或盛水器,包括盘、匜、鉴。西周中期以后,水器地位逐渐上升,许多酒器也转化为水器,出土器物的组合中常以水器配套。本文通过介绍天水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匜,探讨青铜匜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沃盥之礼在当时的重要性。     

柞伯簋与大射礼及西周教育制度

柞伯簋的铭文记录了周康王在周都举行大射礼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西周时期的贵族教育制度。下面我们想就这两个问题谈谈看法,请学者及同行批评指正。一关于大射礼关于射礼,已有多位学者作过专门研究,在此我们拟作些补充说明。 1.举行大射礼的时间柞伯簋的铭文记载八月举行大射礼,与静簋所记相同。尽管在金文中举行射礼的时间没有固定的月份,射礼大多在周王巡狩四方或出于其他目的而随时随地举行,规模都不很     

钟离君柏墓礼乐制度研究

钟离君柏墓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双墩村,是春秋中晚期钟离国国君柏的墓葬。文章从列鼎制度、礼器组合、乐钟组合、乐器陈列等方面分析,认为钟离君柏墓属于五鼎等级的贵族墓,随葬青铜礼器兼具中原与南方楚系礼器特色,乐钟组合与中原地区五鼎贵族墓的用乐制度相当;其礼乐制度更接近于中原地区的五鼎贵族墓,礼制思想的源头多来自于中原地区;墓内编钟与编磬折曲摆放,符合文献所记载的五鼎大夫等级采用"判悬"的乐钟陈设制度,其陈设方式与青铜礼乐器制度相互协调一致。此文作为个案研究,对于周代礼乐制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少一些“精神贵族”,多一些“贵族精神”

正在我国的大街小巷,处处在标榜着"高贵一族","贵族""帝王"等招牌林林总总;店内,"名贵""贵族气派"等广告词比比皆是;贵族学校、贵族俱乐部之类的词语在街谈巷议之间伴随着羡慕的目光。然而,在如今满是"高贵一族"的"街道"上,到底能有几个真正的贵族呢?问题在于什么是"贵族"?"贵族"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     

傣族文学史上的一次革命——从悲剧叙事长诗看傣族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道路

傣族文学在她漫长的历程中,经历过三次重要的改革,这就是从她的产生到创世史诗的出现,叙事长诗的大发展和悲剧叙事长诗的产生。每经一次改革,都把傣族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傣族文学出现新的面貌。悲剧叙事长诗的出现和发展,在傣族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她使傣族文学从虚幻走向了现实,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获得了巨大的变革,并由此产生了一套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因此,探讨这次文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她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

"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的基本范畴。早期道学家多由"以礼论俗"出发,进而要求"因礼废俗",通过礼学考证与道学思辨,批判与抵制各种鄙俚婚俗。同时,宋儒也"以俗合礼",将自以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礼文,进行"合礼化"。在这方面,程颐、司马光导夫先路,吕祖谦集其大成。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朱熹的反对,其著《家礼》以经义为本,"以礼化俗",赋予古礼以新生。由"复古"到"从俗"而归于"复古",宋儒的家礼立制完成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圆圈,为考察宋代家礼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57发掘简报

M257是平顶山应国墓地的1座小型贵族墓。该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木质单棺单椁,随葬器物分别放置在棺椁之间与棺内两处。随葬器物共计115件(片),包括礼器、兵器、车器、马器、生活器皿、礼玉、殓玉等。M257墓主人应是一位身份为士一级的贵族,是应侯家族内的一位成员。M257的发掘为研究应国历史与西周时期中低级贵族的丧葬礼制,乃至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姻提供了实物资料。     

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家礼"庶民化"是明代礼学的一大特色。此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社会因素之推动,尤有赖于地方社会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既有官方倡导,也有民间自为;既有礼书、礼图等文本形式,亦有士人示范、指导等非文本形式。本文利用现存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围绕礼书、礼图和演礼观习等家礼传播途径,揭示了家礼知识是如何"下渗"民间的。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     

“与子偕老”:中国古代的婚礼(下)

正历代婚姻礼俗家庭不睦,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恶劣因素。所以《昏义》说,只有男女之别、夫妇之义建设好,才会有"父子亲,君臣正"。而后者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事情,婚礼之受重视也在所必然了。历代正史的《礼志》《礼书》,记载的多是皇朝和官僚贵族等上层社会的礼法制度。他们基本遵从和沿续了上古婚礼仪式,"五雁六礼"之制变化不大。西汉晚年,王莽控制朝政。他极力鼓吹和推崇古礼,平王即位,才9岁,王莽就催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战国楚卜筮祈祷简中的“馈食礼”

在周礼之中,"馈食"作为祭法,既是天子及诸侯宗庙人鬼祭祀中之杀礼,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所云"以馈食享先王",又是大夫、士祭祀祖祢之正札,即《仪礼·少牢馈食礼》、《特牲馈食礼》所记。在战国天星观一号楚墓、新蔡葛陵楚墓、包山二号楚墓与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卜筮祈祷简文中,存在"馈食礼",并且其中的"大牢馈食礼"与"特牲馈食礼"可与典籍记载相互参证。同时,此"馈食礼"中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     

商周玉琮功用分析

本文就三礼所载的玉琮功用,结合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材料及考古资料作一番探讨,认为“礼地”是不可信的,“敛尸”有可能,但其制无法证实。作瑞信应是最可信的,但琮在其中的地位不如其他礼玉重要。在商周时期,玉琮之为礼器,更多地体现在用作贵族身份地位及其交往的信物,并且没有表现出如《周礼》所载的制度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