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迄今发现的东魏、北齐墓葬分布在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北京等省市。时间跨度40年,从东魏天平四年(537)到北齐武平七年(576)。纪年墓葬33座(东魏11座,北齐22座),依据墓室形制和随葬品推定为此期的9座,共42座。它们基本覆盖了东魏、北齐统治的时空范围,且呈现出大体一致的物质文化面貌。     

东魏北齐时代的并邺道

中古时期,沟通晋阳与邺城的并邺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许多军事、政治事件曾在此发生.东魏北齐时,高氏执政者频繁往来于两都之间,并邺道成为维系霸府政治的交通命脉.由于北朝后期佛教造像活动的盛行及高氏皇族对佛教的推崇,大量石窟寺、摩崖造像选址于此道附近,因此并邺道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带.通过史料的串联,结合地理信息...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东魏北齐文林集团的“倡优”角色研究

北魏末时期的尖锐民族隔阂时局下,高齐集团需要文林树立正统的高齐王朝德望,稳定齐受魏禅的政治局势。但是由于自身的北人政权性质,北齐诸帝在任用文林的同时,常常伴随侮辱治臣方策,迫使文林趋于狎戏的“倡优”社会角色。不过这也为“倡优”文林执国政提供了空间,“倡优”文林集团资凭自身的“倡优”荒诞性格与高超的政治手腕,促成“倡优”文林掌握齐廷,为北齐国体的汉化提供了多样化、多元化的方法路径和权力理径。     

论历史分期的相对性

本文针对国内通史论著中的历史分期问题,阐明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等时期与五种社会形态是两组涵义不同的概念。历史分期具有相对性,古、近、现等历史时期的划分自然要受时间因素和参照系——当代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已指出：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或时期是不能划出抽象严格的界限的,但此论述被某些论著误解、误引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民俗的历史分期

至迟从西周起,就有"輶轩之使"的采风活动,从而拉开了民俗调查与研究的序幕.不过,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直到1846年才确立.是年8月22日,一个叫威廉·汤姆斯(Willian Thoms)的英国人在<雅典娜神庙>杂志上发表一篇文字,提议以"民俗"(Folklore)一词来代替当时流行的"大众古习"(Popular Antiquities).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论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应该将新中国文化建设放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与演变的大背景中,确立划分60多年来文化发展分期的标准。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可以将新中国60多年文化发展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其中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征和中心内容,且前一个发展阶段成为后一个发展阶段的先导,后一个阶段继承前一个阶段的成果和经验。新中国60多年来,文化建设是在艰辛探索中螺旋式上升、曲折性前进的,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完善。     

庄浪石窟的历史分期

庄浪石窟指的是甘肃省庄浪县城东十六处石窟的总称。初建于北魏晚期,经西魏、北周、唐、宋、元、明至清诸代,形成了今天的八大寺群：云崖寺、红崖寺、朱林寺、大寺、西寺、朝阳寺、金瓦寺和佛沟寺,另有木匠崖、三教洞、殿湾、店峡、陈家洞、石窑河滩、红崖湾等多处石窟群。     

出土墓志与东魏北齐邺京行里制度探析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的设置沿袭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文献记载往往以里或乡里形式称谓居住地。然而有4方东魏北齐时期墓志,志文记载墓主的居宅异于常例,为某行某里,或某行某坊。通过对墓志时代及墓主身份等因素的综合研判,并结合史书记载,可知东魏初至北齐末,某行某里(坊)是邺京里坊称谓的一种常用格式。"行"的称谓源自邺京行经尉制度,行名与里(坊)名的连用,是基于城市治安管理角度所产生的隶属关系的呈现,在名称上反映了某行区域内里的管辖情况。且行名与里名存在一定关联,将行名与里名对照,可知邺京部分行名与里名相同。     

试谈北魏墓志的等级制度

本文分析了现存的北魏墓志材料,考虑到北魏时期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状况,对北魏墓志的大小类别采取了较宽松的标准,从而揭示出北魏墓志中存在的等级制度,并对个别不符合这一制度的墓志材料作了合理的解释。说明在北魏时期,随着正方形墓志成为主要的墓志形制,结合礼制,已经形成了一套对墓志外形尺寸以及雕饰的正式等级规定。隋代以后的墓志制度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规定,或在其基础上加以调整。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     

论北魏长城-军镇防御体系的建立

公元5世纪初,柔然崛起于大漠。在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其威胁的情况下,为了防御柔然的侵扰,北魏先后3次大规模修筑长城。但是,长城作为单一的防线无法长久地阻挡柔然的骚扰和南侵,因此,北魏设置了众多军镇,构成统一有效的长城——军镇防御体系。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研究

通过对时代特征强、演变快的陶器进行分析,可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进行重新分组,167座墓葬共划分为五组,其中包含两个数量不多的过渡特征组。遗迹现象表明,第三组时是大同南郊墓地形成史上的巨变时期,此时北魏经历了太和改革和迁都洛阳,第三组墓葬所表现的维持和破坏并存的状况,当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洛阳北魏墓女俑服饰浅论

北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统治政权,自迁都洛阳以来,积极推行改革,服装改革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此影响之下,加之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使这一时期的……     

北魏异姓贵族婚姻论略

北魏时期,异姓贵族主要指拓跋同宗九姓和勋臣八姓。在通婚关系上,拓跋和同宗九姓因有血缘关系,"百世不通婚";同宗九姓的通婚对象主要是少数族权贵和汉族大族。勋臣八姓成为宗室的主要通婚对象,但勋臣诸姓与宗室通婚也有亲疏之别。总的来看,与宗室通婚较频繁的勋姓,如穆氏、陆氏、于氏、尉氏等。而贺氏和刘氏等,由于其所出的贺兰部和独孤部曾有过与拓跋部争权的历史,故北魏建国后宗室与他们的联姻并不多见。除宗室外,异姓贵族通婚的对象以少数族居多,但汉族也不少。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汉化程度的加深,民族间的通婚范围更加广泛。     

试说汉魏南北朝碑刻婚姻词

汉魏南北朝碑刻中的婚姻词数量可观,时代确定,材料可靠,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资料。通过对汉魏南北朝碑刻婚姻词的考释、分析,揭示其基本面貌、语义特征,同时也考察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这类词语的影响。     

新出四方北朝韦氏墓志校注

近年出土的韦戚夫妇、韦彪夫妇等四方北朝墓志,周伟洲、罗新等先生先后做过考释和疏证,兹据墓志拓片,对周、罗的录文进行校正,并附墓志拓片图版,以供研究者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