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五行时令”探赜——论《月令》所言“中央土”

"五行"与"四时"是《月令》类文献中极为重要的两个命题,实际上,先秦的五行时令是一种不同于四时节令而独立运行的体系。《管子·五行》《淮南子·天文训》等文献对五行时令的描述,由于杂糅四时令的相关内容,已非五行时令的本貌。剥离开四时化及数术层面的因素,五行时令的真实含义应当是:木行首日始于冬至日后36日的水行之终,亦即三十时的"作春"节;每行为五分之一年长,五时连续运行。与此同时,先秦五行时令具有观象授时的特点,其土行之日的排定与龙星天象密切相关。     

宋元明时期景德镇官窑监造官考辨——兼论官窑监察制度

宋元明时期与景德镇官窑相关的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中有“监造”“监陶”“董陶”“督陶”等内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分析各时期景德镇官窑中的官员委派制度,可证上述概念均为同一含义的不同表达,指监督景德镇官窑中的生产管理事务。北宋时期景德镇官窑中专职监造官的职能主要为收取瓷业税和管理生产。元丰五年(1082)八月以后(至迟不晚于重和元年),由于专职瓷业税官“瓷窑博易务”的出现,景德镇官窑中的监造官制度发生了改变,兼职监造官取代了专职监造官,仅负责管理生产事务。地方官窑中的监造官并非中国古代官手工业中的监察性质官员,二者选派来源不同,职能也不同,监察官员并不直接参与生产管理,而是根据相关规定对地方官窑中官员的业绩进行考核,提出赏罚意见。     

魏晋九品官人法释疑

笔者《九品官人法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6期)一文提出,九品中正制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应放弃用九品中正制代替九品官人法的观点。张旭华先生于《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发表《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一文,对笔者上述看法提出批评。笔者认为:一,回顾该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古今中外学者对曹魏吏部尚书陈群所创制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究竟怎样称谓确实是没有统一起来。二,张先生否定九品官人法观点的不妥之处,在于失之搜讨,逻辑推导不成立。而九品官人法概念不误。九品之制、九品则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称。三,从语法角度分析,从制度本身是官员任用之法定义,当称九品官人法合适。陈群创制的“九品官人法”是魏晋时期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综合。中正所掌握的人才评价制度——即中正九品制或九品中正制,仅是个人获品途径中的一种,不能用其替代九品官人法。     

太平天国侯相考

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自身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有所谓的“侯相”称谓。通过对这些献使用“侯相”一词的语境进行分析可知,这既不是人名,亦非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它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是一种复指。太平天国将侯与相统称“侯相”有其一定的权力基础与礼制基础。     

唐五代供奉官考

本文探讨了供奉官内涵自唐至五代的变化 ,指出 :在唐代前期 ,狭义的供奉官指中书、门下两省官 ,这也是供奉官最广泛的用法 ,广义的供奉官则还包括御史台官。高宗、武则天时期 ,出现台谏官“内供奉” ,是在法定名额之外所置谏官、御史等官的名目 ,“内供奉”的含义是“在某处服务” ,属唐人惯用法。玄宗“尊重宫闱” ,供奉官之名始加于宦官 ,出现宣徽供奉官 ,属加衔性质 ,职在为皇帝“备顾问”。五代时 ,供奉官成为属于武人的专有官名 ,其常规职司是在皇帝身边充当武官侍从 ,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奉命出使 ,使命多与军事有关     

清朝对哈萨克诸部认知中的“知识断裂”——以“北哈萨克”概念为中心

“北哈萨克”从满文公文中最初指代中玉兹,到《西域图志》中指代小玉兹即西部哈萨克,逐渐发展到《海国图志》中指代“左、右、西”三部之外的另一政治单元,何秋涛等人虽回到《西域图志》所指,但也脱离了乾隆时此词对小玉兹的指代意义。其间,甚至出现嘉庆《大清一统志》指称右部的严重错误和《朔方备乘》中的全新地图标注,但都没能辨明来龙去脉。在跨越不同群体、语言环境的过程中,“北哈萨克”指称陷入混乱,这导致满文档案、官私汉文著述出现“知识断裂”的现象。考察清朝对哈萨克认知的变化规律,能够更好地揭示清朝边疆观的变迁及其长远影响。     

明代“土流参治”再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明代的“土流参治”就是以汉族担任流官,以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官.这种把“土流参治”仅仅看作是一种用人制度的传统观点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明代“土流参治”不仅是贯穿于西北边政方方面面的宏观指导,更重要的“土流参治”还是一个庞大的、多元的、复杂的管理体系,包括明代西北地区的卫所建设、戍边屯田、流官制度、土官制度、僧官制度、茶马贸易等诸多方面.明代“土流参治”大体归结为三个基本层面,即第一层面的“土流参政”;第二层面的“土流参设”;第三层面的“土流参任”.     

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     

《管子》书的史料价值

一《管子》书一直被视为“子部”之书,单就这一点就是可以争议的。《管子》书与一些诸子书不相类似,它是“一书多子”。它挂的是管仲的牌子,书中亦不无少量管仲管理国家     

《中国靖江宝卷》中“官”字俗语的民间政治文化分析简

文章以《中国靖江宝卷》中“官”字俗语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民间的政治文化。《中国靖江宝卷》中的“官”字俗语,集中反映了民间对于政治系统的认知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情感。民间对于政治系统的基本认知,形成了民间面对权力时的种种复杂心态和矛盾情感。     

宋代的孤幼检校政策及其执行——兼论南宋的“女合得男之半”

孤幼不仅存在抚育的问题,逻有财产辽侵夺的危机。汉唐政府没有把照顾孤幼视为政府的责任,直到宋代,才有专门针对孤幼生活与财产的制度设计。孤幼检校法有保障孤幼生活,与保全其财产的作用。儿女分产法是专为分配孤幼家产而立的新法。前者只要有宗亲族人愿意抚育孤幼,国家就不强制执行该法。後者源自张咏的判例,是由男子承分中拨出部分作为孤幼的生活费,而调整男、女的财产比例,遂出现“女合得男之半”的特别法。但《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引儿女分产法极为筒略,实际运用上有模糊空间,又可能与父系成员的利益发生冲突,所以该法只见於南宋,往後便不再行用。     

《唐处州司马穆府君夫人孙氏墓志》考——兼及书刻与"玉册官"的讨论

《孙氏墓志》记载了河东孙氏的生平及其子的官职等内容,其书刻规格之高在晚唐非奉敕书刻墓志中十分罕见.其所留存的晚唐书、刻名家信息,可补晚唐书法名家张宗厚的官职变迁、书法风貌之之阙,并为唐代"玉册官"制度的研究提供素材.     

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

睡虎地秦简在发现最初的一段时期内,唯有《日书》还尚未在研究对象之列。不过在当今日中学术界,《日书》研究却开展地十分活跃。我在研究古代天文学之际,正在关注着《日书》天文占的研究。其中就《日书》中的“官”和“星”,我已陈述过卑见(资料18)。本文拟想参考最新发表的甘肃省天水秦简《日书》(资料26),对至今尚未研究的天文占“玄戈”进行一些探讨。首先,我想概述叙述一下全文的大致轮廓(图1)。     

日藏《土官底簿》四库底本的文献学价值

《土官底簿》为官府档案的抄件,是研究明代少数民族制度及其运作的重要资料。通行版本为《四库全书》本,另有清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孔氏岳雪楼抄本和天尺楼抄本存世。日本关西大学长泽文库亦有藏本,内有两淮盐政采进木记、满汉双文“翰林院印”,书内有浮签,随处可见四库馆臣的校改痕迹,卷末有杭世骏手抄朱彝尊跋文。经比较,它与文渊阁本编排一致,故可认定为四库底本。以此本核校《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可知提要对此书的底本、所记土官数量、年代下限等的记述皆需要修正。此本首页有清末沈曾植、沈曾桐兄弟二人之印,知曾由他们收藏,疑于1920年代散出,为长泽规矩也所得。     

西汉“齐三服官”辨正

西汉时有官营手工业机构“齐三服官”。对于所谓“三服官”,或理解为“三服之官”,主管织作“三服”(首服、冬服、夏服),或理解为有“服官”三所,与“三工官”相同。分析相关历史现象,可以推知后一种意见应当更接近历史真实。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第一批提举常平官派遣时间考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宋政府为推行常平新法,于各路首次派遣了提举常平官。对此,不少史书予以记载。但是,或语焉不详,或传抄舛误,提举常平官差派具体时间问题,存在着很大差异。梁太济、包伟民和龚延明三位先生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宋史食货志补正》和《宋代官制辞典》二书中,作了一些考证,提出了各自见     

申论子弹库帛书《四时》之四神——战国文献中四时四方神的“天神”“地祇”两系说

子弹库帛书《四时》中的四时神名应释为“青[阳]■”“未〈朱〉明■”“翏黄难”“■(湛)墨■”,与《尔雅·释天》的“青阳”“朱明”“白藏”“玄英”当属同一系统。它们源于天象,在神祇系统中当属“天神”,且已具有明显的阴阳五行色彩。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本是五行的职司之神(五官),也是“五祀”的祭祀对象,应属“地祇”。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作为“地祇”的“五官”通过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式,实现了向四时神性质的转化,并藉由《吕氏春秋》等文献的广为流传,逐渐被认为是四时的正神。因此,目前文献中所见的四时神,究其来源当有“天神”和“地祇”两系之分。     

释“上车不落则著作”

南朝梁史官制度沿袭宋、齐 ,史官选任多为出身中下层官吏家庭的才学之士 ,后期选官多滥 ,故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之讥 ,即把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塞入著作 ,并非象《隋书·经籍志》所云 ,贵游子弟竞趋史官 ,以图虚饰。史官选任唯视门第 ,不问才学。其实 ,甲族子弟起家之选 ,多愿就秘书官 ,不愿拜著作官     

《管子》货币起源思想的考古学观察

《管子》一书,今人郭沫若认为“当得是齐国的国史”。但早在晋代,傅玄就怀疑其为管仲所撰,认为“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宋人叶适的“《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而莫知谁所为”,以及宋人黄震的“《管子》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的观点,为多数学者认同,认为该书为后人采拾管仲的言论、行事,托名管仲而由多人撰写,且非一时之作。春秋时,该书基本思想已孕育,主要篇章写于战国中期,而轻重篇等很可能是西汉人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