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百年救灾赈民回顾

笔者年逾七旬,世居长江之滨,对地处长江中游南岸鄱阳湖西侧的九江地区近百年来的水患,尤其是历次重大水灾,大都身历其境,耳闻目睹,莫不记忆犹新.自70年代起,复效职于九江市政府分管查灾救灾工作的职能部门市民政局,较为详备地收集整理了有关九江水灾情况的历史资料,现就百年救灾赈民作一回顾.     

乾隆七年江淮水灾回眸

清乾隆朝60年间,各省区上报的水灾达514次,占自然灾害之首。一年发生水灾10次以下的有26个年头,10次以上的有34个年头。“黄河于丰县石林、黄村漫溢,淹浸滕县等六县卫;苏、皖、赣、湘、鄂、豫、鲁均遭水灾,损失之大,范围之广,为多年所罕见。”这是有关史料对乾隆七年（1742）发生水灾的一段文字记载。《清宫扬州御档》一书,收录乾隆七年的奏折百余件,其中有近50件,内容涉及水灾及赈济,这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档案史料及相关典籍记载,较为全面地了解乾隆七年,江淮一带发生的罕见水灾的真实情况。     

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

1931年发生的全国大水灾，让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华民族几近于“九死之绝境”。     

慰问演出

慰问演出在我艺术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人生感悟.究竟我慰问了多少地方,很难记全.印象深的一是慰问抗洪和水利工地的民工;二是慰问子弟兵.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兴修水利,建水库筑大堤,几乎年年未断.这对于常年闹水灾,饱受水灾之苦的湖北人民不啻是最大的福音和最大的善举.解放前虽然我多半呆在大城市,没有亲眼目睹农民遭受水灾的惨景.但在我13岁时,1931年却亲身经历了汉口被洪水吞噬的景况,深知水灾无情,灾民的凄苦.记得水灾过后,哀鸿遍野,饿(饣孚)满街,连汉口的汉剧艺人也无法谋生,流落他乡.所以水灾从我幼小时就领受到它那恶魔的残酷,对政府兴修水利这一善举由衷的高兴和崇敬.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占铜官山矿民地处置问题的研究

日人侵占时期,为了开采铜官山矿,在安徽铜陵大规模强征土地,以解决生产、运输及生活之需。抗战胜利后,征收日占民地,开发铜官山矿是华中矿务局和铜陵县地方当局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地方政府、矿方各司其责,保障了征地工作的顺利推进。但政府、矿方以及业主利益诉求不尽一致,产生了不少矛盾和分歧。在处理过程中,地方政府、矿方表面上看是对相关制度的严格执行,实际上却都是不担当不作为。从抗战胜利之初,政府、矿方尚能积极进取、各司其责,到国民政府统治后期推诿扯皮、各行其是,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出现了系统性危机。     

人生利与责

人生之利有许多,衣食住行,种类繁多,分散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在不经意问左右着人的言行,成为助人或是伤人的武器。无论助人还是伤人,一旦与人的行为相连,就影响了一个人的品行。人生之责也有许多,家人朋友,单位国家,融人生活的每一个点滴里,对家人之责是呵护、照顾、不离不弃,对朋友之责是相帮相扶,对单位之责是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对国家之责是尊重、爱戴、维护,人生之责不外如此。无论与谁之责,一旦与人的信念相融,就铸就了一个人的舞台有多大。     

贯彻落实《条例》和《办法》推动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南京市浦口区政府结合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江苏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抓住“三次机遇”,明确“三方之责”,坚持“三个原则”,推动地方志事业的规范、持续和健康地发展。     

20世纪50年代安徽水灾中医疗救助活动述论——以1954年淮河水灾为例

20世纪50年代安徽淮河地区遭遇严重水灾,各级各地政府紧急组织救灾活动,并对灾后的农村进行医疗救助。本文以安徽省卫生厅档案资料为依据,梳理、阐述1954年安徽淮河水灾后各级各地政府的医疗救灾措施,揭示医疗救灾活动在社会救灾中的作用,探究其取得成效的原因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张学良赈济水灾史料一组

1930年7月,辽宁西部地区各县遭受了数十年来罕见的水灾,受灾各县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惨苦之状触目惊心。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关心民瘼,多次发电询问灾情,亲自主持救灾工作,辽西水灾很快得到了控制。1931年8月,南方沿江一带又一次发生水灾,长江、淮河、汉水、运河同时泛滥,至8月下旬,灾区已扩至17省,受灾人口增至1亿人。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再次通电北方各省市筹款赈灾,并于副司令行营设立了各省水灾筹赈会。此组史料反映了张学良1930年7月～1931年8月主持救灾工作的经过情形,可供张学良研究之参考。     

1954年湖北水灾与救济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水灾,其中湖北省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面对肆虐的洪水,湖北省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救灾。在水灾救济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起组织救灾的任务,成为救灾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积极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促使社会功能尽快恢复正常;努力帮助灾民克服灾民意识,在物质救灾的同时加强精神救灾。     

记衡水县1963年特大洪水灾害

衡水县(现衡水市桃城区)地处河北省中南部,属黑龙港水系。由于地势低洼,境内河流纵横,历史上就是一个洪涝灾害非常频繁的地方。1963年8月,衡水县遭受的一次特大水灾,使全县359个行政村无一幸免。这次水灾,水势之猛,水量之大,持续之久,灾害之重,均为历史所罕见。     

1931年淮河流域水灾及其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

1931年水灾是淮河流域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此次水灾之兴,与连续的大强度、大范围的降水和残破的水利设施有关.水灾发生时,水利工程被毁,大片的土地被淹,房屋倒塌,人口死亡甚巨;水灾发生后,由于皖北地区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脆弱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国民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出现了土地荒芜、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灾民无以聊生而四处流徙、疾疠和匪患猖獗等严重社会后果,极大地掣肘了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加固堤防 根治水患——记潜江人民战胜洪水的斗争

江汉平原腹地的潜江,地处长江和汉江交汇的三角地带,素有“水乡泽国”之称.解放前,世世代代的潜江人深受着水患之害,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用水灾写成的血泪史.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群众加固堤防,根治水患,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把水乡泽国建成一片新天地.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1952年担任副区长即开始主管水利工作,1955年以后又任分管水利的副县长10年,领导和参与了“文革”前的全县堤防、水利工程建设,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但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就解放前的水灾和建国后的堤防建设情况提供一些史实和资料.     

唐代长安、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气候原因

本文从气候角度探讨唐代以长安为都城、以洛阳为陪都的缘由。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增大,水灾增多。洛阳因为经度地带性作用、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及洛阳河流的特殊情况。使得水灾情况比长安更严重：一是降水量大、水灾次数多,二是水势大、灾情重。尽管唐政府注意治水修堤坝,但中桥被冲毁、雨水断路乃至宫城被淹之事仍屡屡发生。长安虽然旱灾较洛阳严重,但水灾对都城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灭顶之灾的威胁使洛阳不宜作都城,所以建都长安。     

1931年皖北赈务舞弊案

1931年的大水灾,在民国灾荒史上堪属空前绝后,计全国被灾区域遍及16个省区,灾民约7000万人之多.为救济这次水灾,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府救灾会),并与美国洽商,借得美麦45万吨,用作救济全国灾民的主要物资.     

1931年江淮水灾灾民的救济

民国时期,灾害频仍.据统计,自民国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的20几年间,“各种灾害之大者,竟达七十七次之多”.而民国1931年的大水灾,无论从受灾的范围来说,还是从危害的程度来说,在民国乃至于近代的灾荒史上,都是空前的.此次水灾,全国“被灾省份计有十七省之多,灾民几达七八千万人,淹没农田约占七万万亩”.“人民死于水患及病疫者,日以百千万计”.其中以湘、鄂、赣、皖、苏、豫、鲁、浙八省受灾最重.据估计,此次水灾的总损失在50亿元以上,仅农产品的损失即达4亿余元.八省的农作物年产量占平常年景的百分比是:稻米为38%,高粱、小麦为29%,棉花为24%.前五省89县的流亡人口占五省总人口的40%.     

清代陕西县治城市的水灾及其发生机理

通过分析、探讨清代陕西县治城市水灾发生的特征、机理及其与地区性水灾的关系,我们发现,城市水灾与地区性水灾关联度不高,江河暴涨暴落是城市水灾的主要致灾因子。水灾高发城市大多与城市所处的微地形地貌环境有关,62%的城市水灾发生在仅占总数17%的县城,突发性、局部性是清代陕西县治城市水灾的显著特征。人类因素在城市水灾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严重性,区域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以及应对水灾的方略与措施,决定了城市水灾发生的频次与程度。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类因素在城市水灾中的作用与影响,是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城市水灾发生机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建国初期抗水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中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但新中国党和政府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中国,而当年的一场大水灾更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带来了尤为严峻的考验。     

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江南地区的圩田大致滥觞于三国之际,迅速发展于两宋,全盛于明清,是我国江南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文章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考察了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历程与特点,研究了江南圩田兴盛的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并简要分析了圩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因过渡围垦破坏了江南地区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这便给圩田大大增加了防患水灾的压力;历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也是各自为政,各地圩田缺乏相互间的协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大量构筑圩田,使湖泊面积大为缩小,影响其调节水量的功能,破坏了本地区的生态条件,致使灾害频频发生。此外,围湖特别是废湖以后,使众多的水生资源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民革在武汉解放前后的几件事

我从湖北地下民革组织成立直至解放,始终是民革的专职干部,并负有与民革中央通讯联络、上传下达之责,还担任了民革及民促、民联的外围组织“精诚新闻社”的社长职务,故而对湖北民革地下组织情况知之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