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加役流刑辨析

本文针对李文凯提出的有关宋代加役流刑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家加役流别作为法官量刑判案的基本刊之一,仅仅是沿用了唐律的罪名和刑罚名称,在实际执行中,以折杖法折代其部分刑罚,并视犯罪情节轻重,附加刺配等刑罚,以增强惩治力度。加役流与刺配是两种不同种属的刑罚,不存在前者被后者取代的问题。     

宋代南丹莫氏考述

南丹莫氏是广西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土著家族.宋代南丹莫氏内部因争夺酋长之位,时常出现残杀和家族纷争,这是贯穿其发展的一条主线.对于这类问题,宋廷采取的政策多用羁縻之法,基本上不卷入莫氏内部的斗争,以免事态扩大.莫氏在北宋初归附后,总体上与宋延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后因北宋末年的广西拓边,莫氏起兵反抗,在一...     

宋代发运使制度考述

发运使始设于唐代,至宋代,成为财计系统中最重要的使职之一。目前对宋代转运使的研究已比较充分。对发运使的研究仍很不够。宋代发运使的演变过程、职责,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待於深入探讨。本拟对宋代发运使的有关问题作一系统考察。     

急中有缓:宋代缓狱初探

相比唐代,宋代的违法案件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复杂性上都有很大的增加。因此朝廷通常要求各级司法机构提高审判效率来减轻狱讼压力。但在有些情况下,朝廷却反其道而行之,规定或要求各级司法机构暂缓审理和执行,这种现象可称为“缓狱”。缓狱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迎合天道、维护统治、收买人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代司法中的明德慎刑、礼法相合的特点。     

宋代《左传》学概述

《左传》是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历代对它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研究的中心大多集中在文本本身。本文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就宋代《左传》学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评价,为《左传》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范例。     

论凌迟之刑的起源及在宋代的发展

五代以前的东晋已有类似凌迟的脔割存在,但仅偶尔为之,到五代时期才成为一种法外之刑。最先有凌迟之刑的是契丹,起源于其本民族的习惯法,且契丹最先使用凌迟作为死刑的名称。宋代凌迟之刑在宋太宗晚期开始使用,仁宗时开始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其适用范围,神宗时凌迟之刑的适用范围扩大,南宋相沿无改。凌迟之刑在宋代仅以敕令的形式存在,所以俗称法外之刑。但宋代大量使用凌迟是以奏断进行的,反映了凌迟之刑的适用范围仍在形成过程中。盗贼及兵变的频繁是凌迟之刑在宋代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宋代凌迟之刑的使用对元明清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江苏佚志考述(一)

宋代,江苏方志的种数、卷帙繁多;"地记""图经"等逐步被"志"所取代;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并趋于定型;记述的重点从地理、风俗、物产扩充到政事、人物、艺文、社会等诸多方面。这一时期,江苏名志层见迭出,见誉士林。有征引博而叙述简的《吴郡图经续记》,援据该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的《景定建康志》等。宋代方志,因年代久远,"留存至今者仅区区二十九种五百卷""江苏存有宋代志书七种"。^[1]江苏散佚的宋代古方志,各书记载不一:《中国古方志考》辑61种,《宋朝方志考》录81种,《宋辽金元方志辑佚》记载为66种。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汇录考究,辑拾漏遗。     

宋代周礼学文献述论

宋代的<周礼>学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内容更加丰富,大致可分为传说、分篇、专著、图谱四类;宋代<周礼>学文献在训诂上喜与郑、贾立异,并多以义理解经;宋代<周礼>学文献具有珍贵的经学、史学、文献学价值.     

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

大致以王安石变法为分界点,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宋朝政府在乡村中增加了大量协助地方政府工作的管理者——以吏民身份在官府服徭役的乡役人,即乡役人的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倘若以唐宋对比,这一增长更加明显。这是宋代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的一大变化。它反映出在国家财政困窘和基层社会混乱的巨大压力下,两宋出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倾向,由此,也可以显现出唐宋之际社会和经济领域发生的一些变革。     

宋代《日历》纂修考

本文通过对宋修《日历》之相关问题的考察,认为宋修《日历》始于建国之初而不是开宝年间;宋代《日历》的史料来源主要是《起居注》、《时政记》、诸司供报材料、《宣谕圣语》及人物的墓志、行状等。北宋《日历》之修时断时续,事无巨细地汇集史料、连续不断地编纂是南宋纂修《日历》的一大特点。     

宋代融州志、明代融县志编纂及流传考述

本文考证宋代融州志,明代融县志编纂年代、存佚时期等内容:融州《图经》出版年代不晚于北宋大观年间。融州《郡志》与融州《图经》各为专名。南宋融州《图经》刊行下限不晚于嘉定年间。明代天顺年间编纂《融县志》,为之前未经发现的佚志。万历《融县志》至清康熙时尚存。以总志、地方志、石刻等文献综合互证,补考广西旧志研究著述未详或缺略之事实,以个例探讨反映旧志研究尚有诸多可利用文献和深入研究的学术空间。     

宋代流配地域的演变及其影响——以刺配法的实施为中心

宋代刺配刑泛滥,导致触法流配者大为增加。为避免因配隶人群大量聚集而导致的社会治安乱局,宋廷一方面施行诸路间相互移配、散配的政策,另一方面格于军政形势及祖制,将配隶地域逐步由京畿地区向南方远路转移。步入南宋,由于疆域的蹙缩及政治地理格局的剧变,流配地域在进一步南移中逐渐集中于五岭地域的远恶州军,而大量的逃亡配军刑徒与盐寇、峒寇相纠合,加剧了该区域及近邻州军的动乱,成为终宋之世都未能解决的地方军政难题。     

试析宋代配的刑罚内容

宋代律敕兼行、互为补充 ,“配”是由宋代敕文规定适用的刑罚方法。对于配的刑罚内容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 :配即刺配 ,是决杖、刺面、流配三者并用的一种混合刑。这实际是一种误解 ,决杖并不是配的内容 ,配有刺面、不刺面之分 ,配也非流配。配即配军 ,是强制犯罪者隶属于军籍 ,充当役卒的一种刑罚方法。     

从《夷坚志》看宋代城隍信仰

《夷坚志》是一部内容庞杂的文言志怪小说,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多角度较为客观的描述。书中记述城隍信仰的共有三十余条,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见宋代城隍信仰的一些基本情况与民众城隍信仰的情结。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下）

民间刻书主要指私宅、家塾刻书与书坊刻书。宋代,浙江私宅刻书不及书坊刻书之盛,但亦有几家在我国刻书史上颇具声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提到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杭州陆氏万卷堂尝刻《史记》,宝元二年(1029),临安进士孟淇刊刻姚铉《唐粹》一百卷。     

宋代的湖田窑

湖田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窑场。早在南宋时代,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志》里就介绍她“乃烧造陶器处也。”①她蕴藏着丰富的陶瓷历史信息,因而吸引着许许多多的学人。清雍、乾之际的文献《南窑笔记》曾准确地记述湖田是“由五代及宋、元、明”延续烧造时间很长的一个窑场,可见在十八世纪,研究景德镇陶瓷的人就开始对湖田进行了考察与研究。1937年,英国青年学者普兰柯斯东到湖田进行考察,并细致地记录过遗址上的遗物,将湖田窑的情况介绍到了欧洲,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对湖田窑进行系统的考察则是在1972年以后,1972年为配合湖田基建,景德镇陶瓷…     

宋代的小酒楼

据《事林广记》中记载，宋代城市的酒楼已不是孤单的几个，而是一片片地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行业。大小酒楼互相映照，互相补充，小酒店如众星拱月烘托着大酒楼，大酒楼自身无法实现的一些举措，又依靠着小酒店的灵活去实现。     

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及兵学批判

战争是历史感最强的事件,人们往往在战争期间而不是和平年代才会说自己在“亲历历史”。然而战争也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大的游戏。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与揭示。与之相联系,中国军事历史也有丰厚的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今天,人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启示,就不能不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与薄弱的状态。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影响微弱;也表现为军事与历史的结合方面存在着种种欠缺,严重影响了军事史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质与质量提升;更表现为军事史研究领域内部各个分支发展上的无序性与不平衡性。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军事史研究被学术界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进而制约了历史学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漠视军事史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其研究的内容渐趋充实,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从而为军事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在学术圈内外也有了一定的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这就为军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规模并不大但却在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首届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对军事史研究中一些带有共性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本期刊出的几篇笔谈,正是会议学术信息的部分反映。我们的目的,是期望能以此激发人们更为关注军事史的研究,使之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疑经变古思潮中的宋代易学考辨

在宋代的经学领域,疑经变古思潮渐趋兴盛,促使易学考辨多维度、全方面展开。北宋欧阳修首先向孔子作《易传》（《十翼》）的传统观点发难,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也由此成为易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备受关注。南宋学者又进一步深入,或借之佐证、充实自身的理学思想体系;或藉以批判理学空疏的“义理”、“心性”。肇始于宋代的易学考辨对中国传统经学史、易学史乃至辨伪学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褒贬书法通过一定的义例蕴含大义,开后世史书褒贬先河.宋代史书褒贬深受<春秋>书法影响.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形式上多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纪年"冠王于正"、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等;另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尊王"、"攘夷"和"正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