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他的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坛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兰克史学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广为流传,产生了重大影响。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也流传到了中国,关于兰克史学在中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流传情况,易兰在她的论文中作过探讨。     

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兰克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被长期尊奉为西方史学的“样板”。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重大变迁,兰克史学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兰克史学既是当代西方史学学术批判的对象,也是学术继承的对象。文章系统考察了当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认为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当代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变迁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在突破传统中继承传统。     

兰克史学、西方史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正>就西方史学传统而言,不同时期的历史学虽然风采各异,但都是以"求真、人文、垂训"为核心,以各自的方式来诠释史学传统,演绎出缤纷多彩的史学形态的;19世纪的历史学亦是如此。在"历史学的世纪"里,史学得到空前发展,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日渐成型,历史学的独立地位逐步稳固,其中兰克及其学派居功至伟。应该看到的是,独成一派的兰克史学虽然特质鲜明,但其特质是脱胎于"求真、人文、垂训"这一史学传统;兰克史学所彰显出来的特征是自古典时代以来西方史学传统在19世纪的一种演绎。故而,倡导西方史学传统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兰克史学传统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吏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那就是兰克文学.     

评《20世纪的西方史学》

与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所描述的兰克史学范型主导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相比,20世纪的西方史学在形态上更加多样,在变革上更加剧烈。由此,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为我们阐述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不同侧面。①这虽能解决我们某个方面的困惑,却仍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探析

19世纪是法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究其原因,既有法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与这一时期法国史学对近邻德国的学习和借鉴有关。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最早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介绍给法国人,此后,基内与库赞在将赫尔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引入法国上着力最著。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实证史学在主导19世纪德国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于法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莫诺、拉维斯、瑟诺博司为首的法国史学家在借鉴兰克史学的基础上,推动法国实证史学在学科化与专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结构史学与德国中世纪史研究

19世纪晚期,兰普雷希特在德国历史学界开创了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并与新兰克学派围绕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场大辩论。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兰克学派独霸德国历史学界。二战之后,结构史学在德国去纳粹化的运动中重新回归,不仅与实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在传统的中世纪制度史研究方面广为应用,而且还极大地开阔了这个领域的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文化史学在德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同时期出现的日常生活史学与结构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

这里所谓“当代”,是指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新史学的崛起及其终于在二战后取代传统史学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西方的新史学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它是作为传统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的传统史学可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它与19世纪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相一致,影响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     

论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

19世纪中后期,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英国历史学家开始重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运用,努力运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呈现历史真相。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后,英国大学培养了众多的专业历史学家,他们超越了原有的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学术期刊的创办和学术组织的出现加强了专业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确立了专业史学研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严格的学术评价机制,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趋于完善。     

进步观念与客观性观念在20世纪西方遭遇的挑战及其困境

19世纪常被史学史家誉为历史学的世纪。由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信心、进化学说等科学理论的发现以及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进步观念弥散在整个历史学中,成为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基本信念。无论是在诸如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眼中,还是在诸如兰克、基佐、阿克顿等历史学家眼中,莫不如此。与此同时,由于兰克学派的典范性影响以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尼布尔

在西方的史学史上尼布尔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1810年他在柏林大学开设了罗马史课程,并出版了三卷本的《罗马史》,将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古典学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史学思想、治学方法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蒙森、兰克、萨维尼等历史学家,为19世纪德国史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促发了西方近代史学的兴起,其投身学术的热情也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精神。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兰克在新中国史学界的境遇

马克思受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曾对兰克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后经苏联学者的进一步发挥,兰克被定格为反动派。马克思的兰克评语早在1945年即已通过苏联学者的论文译介到中国,但最初似无影响,至1960年代初借助各种译著的传布,始被中国史家所熟知,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兰克的认知。1958年开始中国史学界推行"兴无灭资"的史学革命,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为了更好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史学,1960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密集译介兰克的资料,有些史家积极批判兰克,但所凭借的文献多为二手著作,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兰克作品。进入"文革"时代,兰克话题已然进入禁区。     

关于19世纪中国史学历史意义的思考

19世纪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终结,亦同时标志着近代史学的开端,是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点,并为20世纪初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思想领域,19世纪中国史学还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历史认识性质辨析

在历史认识的性质上,迄今为止至少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论点。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认识视为对历史实在的客观反映,强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认识对历史客观实在的反映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创造,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思维的结果,在认识论中成为一种主体创造论。20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得华·卡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双向建构     

《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

本书是《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之一。兰克和布克哈特是公认的19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历史学家,其中一位是政治史大家,一位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但是这种简单归纳不足以凸显二者的史学旨趣与研究路径,也忽视了他们学术上的复杂关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