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商一体化及其对封建经济的强化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执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不少官员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从事商业,成为"绅商"。商人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插手政治领域,干扰国家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行。总之,在明代后期官僚与商人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深刻地影响着明朝政治经济的走向。再次探讨官商一体化,希望对当今官商分离政策的长期落实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一丝警示作用。     

就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答朱英同志

朱英同志的商榷文章《关于对比研究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一点意见》(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对拙文《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从两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是宏观的,二是微观的。宏观的即中西双方社会形态及二者的可比性问题。微观的即如何看待中国秦以前的抑商问题。应该说,这两个问题在历史研究中都是重要的课题。这篇短文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展开讨论,只能大致地陈述自己的基本想法。     

近世中国商人发展历程的新探索——评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由于历代统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奉行抑商政策,加之社会风尚盛行贱商,商人一直处于四民之末的卑微地位。但是,进入近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民族危机的日趋加深,“商”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商热潮,商人的地位显著提高。就表象而言,这一巨大变化似乎颇带     

民本思想与中国建时代的抑商政策

民本与农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民为国本,农为政本,两种思维方式的出发点都在于如何维护专制国家的政治秩序。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基础,封建君主愈是意识到利民、养民的政治责任,在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时愈是自觉。君主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平等与正义观念的缺乏,决定了中国古代长期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弃儒就贾"是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些学者视"弃儒"者为儒生或士人,将"弃儒就贾"之风作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立论的起点或依据,进而提出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本文通过对"弃儒就贾"本义的考证后认为:一是此处之"儒"是指科举士子的举业,而非"四民"中的士;二是"弃儒"行为的发生与"弃儒"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即"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三是"弃儒"不一定"就贾"。因此,"弃儒就贾"之风与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融合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似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论清末广东商人政治活动的尝试

20世纪初,广东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们通过成立广州总商会、粤商自治会等实现了组织型态上的重要转变,希冀振兴和保护商业。但商业的顺畅与否,常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广东商人发动了许多保护国内产业的政治活动,比如抵制外货运动、参与一些国内政治事务等等,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     

晁错《贵粟疏》重农而不抑商

晁错《贵粟疏》重农而不抑商薛振恺西汉著名政论家晁错,在汉文帝时期上了一本《贵粟疏》。对于这本上疏,笔者认为：晁错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局势,明确提出了＂重农不抑商＂的新经济政策。他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     

论《秦风》产生的时代、地域

根据秦西垂第一陵园出土文物及考古资料,《秦风》产生的时代,当从秦非子以下至秦康公之世。《秦风》产生于今甘肃东部天水与今陕西西部的"西府",即宝鸡地区。而《秦风》十首中主要的、有影响的篇目则产生于天水地区。如从历史的角度讲,《诗经》中在今陕西境内产生的诗歌,应该是《周南》、《召南》,而不应该是《秦风》。"秦"是秦人东进时由天水带过去的名称。     

官商勾结多没好下场

从“高铁一姐”丁书苗的落马到“最美政协委员”刘迎霞的出逃,近年来,官商勾结的案例层出不穷。而在古代,官商之间勾肩搭背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社会地位的排列是“士农工商”,国家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在这种制度和文化下,商人缺乏地位与社会尊严,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独立的商业运转机制,“官商结合”成为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     

睡虎地秦简《语书》拾遗

《语书》作为一篇珍贵的秦简文书史料,从中可缕析出人(墓主喜与南郡守腾)、地(南郡)、书(语书)三个要素。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希冀窥探出秦的"法律令"与新占领区"乡俗"间的冲突,不同文化背景的秦官吏对于《语书》所宣扬的"法律令"的态度,以及文书行政对秦的行政体系的影响。     

《商人救国》对商界的抗日救国宣传——兼论上海商人救国协会的性质

1932年成立的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并非论者所说之典型假托商人名义的团体,而是具有宽泛意义的商办爱国团体。在其存续不长的时间里,该团体围绕抗日救国宗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并创办会刊《商人救国》,广为宣传国难中商人的使命与责任,以及商人救国的途径。会刊《商人救国》改名为《商人公论》后仍号召商人坚持抵制日货,振兴国货,而且更加关心政治问题,甚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挥了"商人喉舌"的积极作用。     

关于对比研究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一点意见

启良同志的大作《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首次论述了我国史学界忽视的西方抑商史实,并与中国历史上的抑商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读后颇受启发。但细读之余,又觉文中不无使人疑惑之处,特提出求教于启良同志和史学界同仁。     

谈《商君书·垦令篇》中的重农抑商思想

关于商鞅变法的史实,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而商鞅的政治主张,则见于《商君书》.不读《史记》,便不能了解变法的整个过程;不读《商君书》,也就不能了解商鞅的思想脉络.商鞅的政治主张,包括很多内容,而他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却较集中地反映在《商君书·垦令篇》中.     

张謇和胡雪岩的人生沉浮

中国一直重农抑商,商人在民间的形象不佳,可以说是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代名词。但历史上的大商人载入史册的也不乏其人,孔夫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商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弦高、范蠡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城市平民的兴起与秦末战争

秦末战争为农民起义的说法,值得商榷。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王迹之兴,起于闾巷。"考诸秦末起义各路豪杰,其领导群体大多是来自城市中的中下层平民,而非农民,即使是陈胜也非农民。秦末起义的领导群体之所以"起于闾巷",是与先秦时期城市的发展,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的。春秋战国至秦,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礼崩乐坏,城市的数量、规模以及功能性质都发生了变迁。城市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士成为城市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城市下层社会的各色平民也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秦朝统一后,加强了对城市社会的控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秦末起义的爆发和秦朝政权的速亡。秦末起义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社会中以反抗暴政为号召的权力转移战争,改变了夏、商、周权力更替的模式,开启了"平民"可以建立王朝的时代。     

中原城邑的风雅

迁殷之前盘庚的训示语提到"新邑",系指"殷"。至此,周人完全接受了商人"邑"的概念。见诸《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尚书·多士》中"天邑商"直接与甲骨文中的"大(天)邑商"相呼应。当氏族公社的一个个聚落终结时,中心邑聚的形成就是历史必然,于是,邑、鄙分开,城、乡对立,雏形初具的城邑文化就登上了历     

关于《史记》秦地名“繁庞”“西雍”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及卷四四《魏世家》出现"繁庞"地名,《魏世家》作"繁、庞",判作两地。2013年点校本两处则均作"繁、庞"。现在看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作"繁庞"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参考在陇西郡西县地方的秦早期遗存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西雍"应读作"西、雍"。由此考察秦祭祀体系中"西"、"雍"与"咸阳"的地位,有益于秦文化研究的深入。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与秦汉时期的“落”

战国秦汉时期,"聚落"之"落"具有独立的景观与行政内涵。通过新出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落"的"聚落自名"意义及其行政属性基本得以坐实。"落"的时空分布范围较广,战国时已经出现,秦汉得到延续,南方、北方并存,大约是秦统一后全面铺展的结果。秦汉时期居民并非全都住在城内,"落"与"里"一样都是较为原生型的聚落类型,分别是"散村型"和"集村型"聚落的代表。两者在地理上的分野,与先秦时期国野之分格局相合。聚落形态及地理上的差异也造成了基层行政管理方式的不同,"里""落"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落""聚"等乡里之外非标准化末梢组织的存在,体现了帝制早期行政方式和政治地理思维的灵活运用,对于理解帝国末端的行政运行情况尤为关键。     

兵符与帝玺：秦汉政治信物的制度史考察

秦汉皇帝通过使用兵符、帝玺等政治信物,实现政治与军事权力。栎阳虎符的格式、用字,与其他秦兵符实际多有不同。战国、秦兵符题铭不使用"虎符"一语,当称兵符,较汉代更为凸显君主角色。秦汉兵符存在用字减省与勘验功能加强的发展趋势。卫宏《汉旧仪》"皇帝六玺"条存在脱简,引述的诸种典籍在句读上皆有疏误。利用《隋书·礼仪志》等材料,可以进行考订推补。"皇帝六玺"在强调内外之别的同时,还建构了"行玺""之玺""信玺"的玺宝秩序,对应封授、赐慰、征召三种功能。秦及汉初主要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信玺"在历史早期地位重要。考察秦汉兵符、帝玺之制,有益于认识中国专制主义皇帝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