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法制史论证

秦至清帝制时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帝王们口含天宪,朕即法律,诏书、敕令、谕旨、御笔手诏,皇帝任何形式的言语、思想表述,都是法律或法律依据。帝王不仅具有立法的专断性权力,而且具有随时随意立法的便宜。专制帝王是唯一的立法主体,而法律的适用主体则仅仅是臣民,不存在针对天子、帝王犯罪的任何立法,皇帝本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享受法权的绝对独裁。立法的核心原则在于维护皇权的尊严,确保皇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强化帝王的绝对权力。在司法实践中,皇帝直接涉入司法,控制司法最终审判权;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中,始终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统一,以保证皇权对司法权的绝对控制。帝王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独断,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     

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方法论意义

新时期以来围绕秦至清的社会属性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主张。近年来,李振宏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认为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皇权专制社会"。他的论证是从国家政体角度考察秦至清的社会性质的,是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在重建中国历史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讨论沉寂多年的情况下,这一观点值得重视,尤其是他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即研究重大历史问题,首先应当谋求在方法论上实现突破;社会性质的宏观研究必须回归到历史层面的实证研究;历史研究要有整体性思维。     

早期拜占庭执事官职能探析

执事官机构是早期拜占庭帝国官僚体制中极其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且在古今官僚制度中所罕见。执事官拥有广泛的职能,权力触及帝国众多不同领域。在早期拜占庭时期,执事官及其机构是拜占庭专制皇权统治的重要膀臂。     

从政教关系视角看荀韩思想的制度型特征

荀韩思想有别于战国早期及中期思想,在于在政教关系上持一种新态度,即把政治的形上层论证弱化甚至压缩进政治领域,从而强调现实政治领域的独立性。由此荀韩聚焦于设计、论证一套有效的制度/机制,其思想带有明显的制度型特征。荀韩思想论证了中国皇权/官僚体制的雏形。     

日本古代贵族刍议

日本是具有深刻的贵族传统的国家。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律令贵族的成长瓦解了皇权与文官官僚联合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最终让位于幕府军事贵族。贵族开创了“家”制度,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贵族的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学问与教养形成一种文化底蕴,始终保持着令武家羡慕的文化优势,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要大于其执掌政权的意义。     

百年后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再审视

根据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晚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等社会大多数人愿望，符合落后国家实行政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神圣皇权和君主专制制度遇到宪政体制挑战，确立了以“三权分立”为雏形的君主立宪制度，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义务，从理论和形式上建构起一种不同于传统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治制度。     

清代皇权与官吏侵贪

中国封建专制君主政体延续二千多年，其历史源远流长，其势力和影响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朝吸取了历朝兴衰成败的教训，强化了这种政体，在18世纪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帝制。这种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皇权的形成和高度发展，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官僚制度则十分完备，这种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具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官吏侵贪是其缺陷之一。官吏侵贪的实质是官僚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乾隆中叶，吏治迅速腐败，官吏侵贪肆无忌惮，成为清王朝逐渐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

清初,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进入18世纪,随着人口压力所形成的社会整体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对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务更加重视。两江总督由临时性的介入河务,到通过官僚制度的规定将责权确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提高,即向技术官僚的转变。它所揭示的,一是18世纪的社会环境需要有才干的经世官僚和技术人才,而社会环境为行政官僚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二是,官僚政治体制中的积极因素、官僚个人素质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专制皇权正是通过对这些复合型的官僚,把握着国家与各级政府的行政命脉。     

论顽固大臣对戊戍变法的阻碍与扼杀作用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征是以皇权为中心,皇权是国家权力的金字塔尖,整个塔身则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阶层,封建王朝藉此组成庞大的国家机器进行统治。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漫谈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是自秦代以来的官僚帝国调控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官僚权力的一个相当有效的途径,是巩固至高无上的皇权、制约官僚权力的自主性扩张、严厉打击官僚腐败的一个不可缺失的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轨迹,揭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当今的反腐败斗争与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中国监察制度的变迁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中国封…     

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

黄遵宪《日本国志》从撰成到刊行延迟了8年,成为近代文坛上的一个历史性遗憾。通过对新发现的两份档案文件的研究,结合其他资料对这一延迟原因加以解析,可知造成这一延迟的首要责任者是李鸿章,他对黄遵宪及《日本国志》的否定性评价,对总理衙门大员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次应归咎于总理衙门大臣们的昏庸无识,对于此书不予重视,未予刊行。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其思想控制和言论束缚机制,使黄遵宪《日本国志》由于有借鉴日本、变法求强的思想倾向,而遭到朝臣大员的冷遇和摒弃。黄遵宪为此书向官方渠道寻求行世而失败的事实表明,在面临民族灾难的危机时期,由于清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的僵化、封闭、保守,扼杀了体制内生长的应对变局的知识和思想资源,给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日本古代贵族制社会结构

贵族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直到明治维新以前,贵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大和时代的豪族、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也称王朝贵族)、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社会发展进程与贵族制度相伴始终,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是日本古代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贵族制度的直接影响是强权统制架空了皇权。贵族制度的社会史含义在于,贵族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贵族的根本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贵族传统塑造了日本人人格的两重性。     

致君尧舜与皇权独尊——解缙悲剧人生的历史解读

解缙是明初历仕三朝的谏诤名臣,其才高不达的人生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明初专制皇权高度膨胀的历史条件下,解缙是君尊臣卑、嫉贤妒能的封建官僚的政治牺牲品,是＂位卑言高则为罪＂言谏戒条的牺牲品。     

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

东汉末年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结党谤政．对抗皇权及宦官势力,这种离心倾向源于皇权提倡儒学意识形态与维护权力平衡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皇权提倡的儒学本位的教化政策．导致以太学生为代表的“通经”之士的增加;但同时皇权又扶植宦官势力进入官僚队伍,以抗衡外戚及士大夫势力．皇权的两种努力结果相互冲突．太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受阻。由于皇权不能有效地解决太学生的“致仕”出路问题,引发了太学生的离心倾向。     

2001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隋唐史的研究

20 0 1年日本史学界隋唐史研究的总体倾向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 ,作为专制国家主角的皇帝和精英阶层以及二者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继续呈上升趋势 ,然而却不见对基层社会的研究 ;第二 ,在史料方面 ,基础研究仍在继续进行 ;第三 ,在国际关系方面 ,尤其是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下面就从这三方面来评介具体的成果。限于篇幅 ,专著部分在此仅作简单介绍 ,详细介绍则留给日后的书评。一、皇权论在中国史研究中 ,围绕皇权和皇帝制度的评价 ,历来都是以制度史为中心展开的。这种方法是通过皇权与站在皇权对立面上的贵族、科…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明万历中后期,以言官为首的官僚集团兴起了一股批判明神宗的风潮。其根本缘由,首先是神宗君德严重缺失,其次在于言官勇于以道事君。在深层次上,这种批判也是该时期政局危殆、皇权变异并衰落以及士风日下、部分言官沽名钓誉等社会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种批判并未摆脱传统的“尊君—罪君”的政治评判模式,但它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先导和重要的思想资源。     

清代地方诉讼中的“客民”——以《樊山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客民是清代地方诉讼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樊山政书》所载案件来看,客民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上控的案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仅在对方当事人的道德被官员否定时才会出现例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清代社会价值观对客民进行否定;官僚制度设计使得地方官员偏袒本地民众;客民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等。这种历史现象对今日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简牍所见秦代地方职官选任

<正>秦之郡县制度和周之分封制度重要区别之一,在于中央将统治触角深入到地方,直接掌控地方社会。与依靠各级世袭封君建立起来的统治架构不同,它需要一套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僚体制。这些官僚由国家按一定的规则与程序选拔,其身份和周代贵族体制下负责封君家族内部事务的家臣类似。对于秦代官吏选拔制度,学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①然而受材料所限,我们以前对秦代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选拔制度的具体形式并没有太多了解。近年新公布了数批秦     

求通务实——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纪实

正2015年6月20—21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在2014年8月于昆明云南大学成功举办的首次"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研讨会"基础上,将研讨范围从唐至清扩展到从秦至清的整个帝制时代,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