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文化视野下建构中国公众史学

正21世纪以来,跨文化研究正在成长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日趋受到史家的重视。如果将中国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的建构问题也置于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下,不仅可以从多方向吸纳其他国家历史文化及其公众史学发展的成果、经验、路径,同时也可以在多元视角下重新发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更具     

与专业史学相得益彰的公众史学

正一、专业史学之外存在繁荣的公众历史活动。之所以要研究公众史学,是因为当下中国存在一个公众历史活动领域。所谓公众历史,指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所谓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是指用白话文写作的叙述性的历史作品。公众历史的形式,可以是写公众的小历史作品,也可以是大历史的通俗普及作品,简言之,主要是普及通俗史与公众史写作两大块。     

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辨

<正>当下正处于"公众史学"学科的建设时期,有相当多的基本问题需要学界来回答。譬如,到底是用公共史学还是公众史学?大众史学与公众史学相通吗?公众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还是外部输入的结果?公众史学能够成为一股新的史学思潮吗?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较为周详的学理回答。一、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英语世界的"public history",到中国大陆以后,有人译为"公共史学",有人称为"大众史学"。③     

档案为人人:美国公众史学与档案学

历史与档案的"公众"使命形成了美国公众史学与档案学对话的起点。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职业化"探索与各种社会运动,公众意识日益敏锐,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档案馆资源,档案学迅速发展,而当时刚刚兴起的公众史学为档案学注入新的动力。两个学科都关注如何解释与保存过去,都属于历史的求真实践,在内容和呈现方式上存在共生关系,在实现社会公正的理念上有共同诉求,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也存有密切关联。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档案服务于多元受众的状况,为中国公众史学与档案学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思索空间。     

当前历史热背景下的公共史学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兴起了历史热,公众对于史学知识需求加大,作为传统的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通俗史学有着许多弊端。在此情况下,借鉴美国公共史学运动的经验,一些学者提出了公共史学概念,力图在历史热的背景下,提倡公共史学,促进史学的普及化。由于通俗史学的弊端,未来通俗史学必然会被公共史学"兼并",成为公共史学中的一部分。当然,公共史学在美国发展完善,但在中国刚刚起步,还不完善,但未来史学普及化的趋势是向公共史学转变。未来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将从传统的通俗史学转向公共史学。     

历史书写及其政治语境——霍华德·津恩的“人民历史”及其影响

霍华德·津恩是美国新左派史学的著名人物,以其激进的批判精神著称。他的代表作《美国人民史》以"人民"作为核心概念对美国历史重新进行解读和叙述,反思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信念",指出以往历史书写背后隐含的白人种族主义、精英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种族"、"性别"、"阶级"为核心的分析范畴开始主导美国当代史学,津恩的"人民历史"恰逢其时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围绕津恩这种激进的史学思想在学术界内外展开的争论,体现了史学走向公众之后对政治价值观造成的冲击和分化,展现了学术和政治在历史书写问题上的巨大张力,这也反映了当代美国史学界在政治认同问题上所面临的分歧和挑战。     

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文献珍稀性及其历史书写

正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文献探讨不仅仅涉及内容分析,文献的形态及其传播显然也是学界要关注的重点。就历史与现实关系而言,当下媒介化语境中的文献传播有全球化语境中学术探索中的时代性,近代中国流转到海外文献的珍稀性及其历史书写尤其值得重视。不列颠图书馆为世界级图书馆,因珍藏世界各地珍稀文献而闻名于世,其亚非中心稿本部、地图稿本中心等单位收藏了大量中国文献,尤以中国近代诸多原始文献、档案或手稿本为代表。这些文献     

公众史学学科推广的理论与方法

正由实践而理论,这是学科建设;复由理论而实践,这是学科推广。在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后,公众史学的学科推广被提上议事日程。学科推广是公众史学建设所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何推广公众史学?这是一个大问题,可细化为多个基本问题和复杂问题。基本问题包括推广的方     

史学与公众的统一

史学与公众的统一任奇正在８０年代中后期的“史学危机”的声浪中,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检讨了过去的研究工作,认为历史学之所以受到公众的冷遇,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史学背离了公众。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史学工作者们提出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口号,主张应用现代理论方法,研究与...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

一、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的关系,是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史学著述中注重了研究和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确有必要的。根据对经典作家论述的全面理解,以及总结我国古代优秀史家的经验,我们还应该注重历史的丰富性问题。我们的史学著述应该做到将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讨论,求得对这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笔谈——天人关系与历史运动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它的认识和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存在的形式和历史运动的原因。     

试论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与审美之维

安克斯密特是当代西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史学理论家。在史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他提出历史经验概念,实现了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向。安克斯密特关于崇高的历史经验的探索和思考,有可商榷之处,①但他从新的维度探讨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的发生,开启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及历史写作实践的发展趋向,值得重视。     

历史的审美与诗化——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

史家与诗人的双重气质决定了司马迁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决定了《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文学特色与学术品位。司马迁在遵循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传统史学原则下,通过自己的史学实践第一次把历史学上升到审美层次,将历史作为客体审美对象予以审视与价值评判,揭示了历史过程中美的存在及其对主体的特殊审美作用,这是在以往的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司马迁历史美学思想这一特殊角度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史记》深层文化意蕴的认识。故不揣浅陋而试加探索,并希翼学界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     

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

近年来,口述历史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本文在对近年来国内公开出版的口述历史著作考察基础上,对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热点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冷静揭示口述历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提出了创建中国口述历史学科的基本设想:将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加以建设;强化口述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加强人才培训并组建专业化的口述历史研究队伍;推进口述历史项目的普遍实施;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创办口述历史网站及学术刊物;筹建中国口述历史资料档案库。     

近年日本对中国史一些问题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近年有重大进展。《史记》、《汉书》等经典史籍的研究仍是一大重点,并且有新的创见。学者认为史学思想上的“华夷”的内涵,是随着历史与史学的发展而变迁的。历史分期问题不但是历史的也是史学的根本性问题。有的学者提倡重视全局性、关键性重大历史课题之研究,发挥史学严肃的社会功能。主张把中国史的研究放在世界史的总体与全局上予以考察。     

天人关系与历史运动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它的认识和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存在的形式和历史运动的原因.     

“行动的指针”: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

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延安的历史读物,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许立群《中国史话》、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张思俊《史地课本》等,从地方推向全国,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