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视域下历史类展览的公众历史书写研究

公众史学的特点是跨学科、重视实践与受众,其理论框架为历史类展览的内容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博物馆在实践层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二者共同致力于文化传承,但公众历史书写议题尚待深化。在理论阐释基础上,从公共史学的视域出发,聚焦于“公众历史书写”,以公众思考历史、书写公众历史以及公众书写历史三个维度,集中探讨历史类展览的内容传播。使历史类展览的内容更准确、有效地传达给公众,切实提升公众参与博物馆展览的程度,推动历史类展览内容的深化创新与广泛传播。     

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

正从2008年提交博士论文《"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到2012年出版小书《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笔者对"历史书写"这一主题关注有年。在持续反思自身研究立场的同时,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集中活动而言,可以举出如2013年3月16—17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了"建构与生成:汉唐间的历史书写诸层面"国际学术工     

书写真实的历史

正历史研究,包括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似可归结为六个字:讲故事说道理;亦可精减到四个字:求实明理。讲故事,求实,就要千方百计挖掘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到的材料,须反复考订甄选,去伪存真,求其实在,然后写成有细节有情状有过程,真切准确的故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绝不掺入外加附会成分。说道理,明理,就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依据确凿证据,说清源流因果、经验教训,逻辑严密,客观     

书写情感的历史

正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选择"书写情感的历史"作为大会的主题会议,在很多方面值得关注。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获得了日趋广泛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对其研究重点、研究方法论、研究目标及它与历史学家的相关性的强烈兴趣。这一选择必将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情感历史研究的吸引力。一、情感的转向     

网葬与书写平民历史

作为文化传承与积淀的载体之一,墓地在人类历史记忆的保存与书写上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到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历史一再证明,墓地中出土的资料不仅能够增益历史的血肉,有时甚至会改写人们既有的历史认知。     

帝俄兴起与历史书写的转型

<正>彼得一世即位以前,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欧一些国家。17世纪末,尼德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而俄国还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为改变俄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彼得大帝广泛吸纳国外先进技术,除派大批人员到英、法、德等国留学之外,还聘请数百名外国工程师来俄工作。此后,俄瑞战争爆发,彼得大帝锐意改革,推动俄国全面发展,由此促进了俄罗斯帝国(简称帝俄)的兴起。18世纪俄国史学受到帝国兴起及社会思想的影响,     

高句丽历史的多维书写

高句丽历史书写主要包括中原王朝的边疆史书写、高句丽自身的不完整记录,以及后世朝鲜半岛政权的王朝史重构三种体系。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历史书写体现出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边疆民族与政权的根本属性,准确反映了作为“边疆史”的高句丽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高句丽政权限于其边疆民族政权性质,自身历史书写体系建构不完整。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则从“王朝史”角度重构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扭曲高句丽相关史料。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对高句丽历史书写的“再造”,本质上是对高句丽历史话语权的争夺,目的在于扩大朝鲜古代王朝上溯的古史范围与疆域范围。     

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考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半岛脱离传统的中华天下秩序,融入西方世界的“条约体系”。在日本的殖民压力下,大韩帝国艰难地支撑着“独立”之名。朝鲜半岛人将救国的期待寄托于历史教育与书写,官方和民间先后主导编刊了十余部历史教科书,表达了建构民族认同的社会诉求。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受到国内开化改革势力、爱国史家及日本殖民势力的影响,其历史书写混杂了传统“东国”史观、民族主义史观、殖民主义史观等历史观念。历史教科书采取以民族为本位的述史模式,通过始祖建构加强民族起源书写,实现对民族历史的溯源,制造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在传统中华天下秩序中作为“东国”的区域史书写范式及历史观念仍有余响;加之日本殖民势力对朝鲜史书写的介入,导致历史教科书无法再书写独立与自主,大韩帝国覆亡后旋即遭到封禁。在东亚原有政治秩序解体的历史语境下,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是近代转型期朝鲜半岛史学的显性表达,展现了力图塑造民族认同的逻辑与理路。     

战国时期的春秋史文本形态与历史书写

结合上博简、清华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出土文献有关春秋史的文本可知,《左传》的叙事形态并不是战国社会的主流,而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战于两棠”与“战于邲”的区别、孟子对春秋史事的引用表明,短章形态的春秋史文本是战国社会的主流。《左传》和《国语》之所以存在文本、语言等方面的近似内容,不应归因于两书之间的借鉴或前后相继,而是因为两者均取材于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的短章型春秋史文本。与专书型春秋史文本相比,短章型春秋史文本的书写方式和书写目的更加丰富、多元、灵动,成为专书型春秋史生成的文本来源之一。     

英国大萧条历史书写的流变与价值向度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英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英国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在大萧条年代,左翼学者从阶级史视角建立了大萧条的历史叙事框架和苦难基调。经过二战期间左翼历史书写的层累叠加与二战后工党政治话语的强化,英国学界确立了大萧条历史的“消极叙事”基调。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史学研究的社会史转向,修正主义历史学者试图推翻左翼史学主导的大萧条历史书写范式,并赋予大萧条“积极进步”的历史面相。修正主义史学的历史书写不仅导致大萧条历史的虚无主义走向,也使史学研究者的主体性遭到侵蚀,削弱了历史的客观性基础和镜鉴作用。大萧条历史书写基调的流变反映了史家在过去寻找当下意义的知识生产过程,也提示史学研究者在价值取舍和立场选择方面要尊重历史并关照现实。     

修昔底德传统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写

拜占庭帝国是修昔底德著作传承的重要时期。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军事政治史学家善于模仿和改写修昔底德笔下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叙事"以及一些著名的演说词;而一些教会史学家在写作时也受修昔底德的影响,但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而不直接模仿他。因此,是否模仿修昔底德进行历史写作可以反映出当时教、俗两大史学写作群体的价值取向。公元7—13世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在被传播和学习,但随着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现象消失了。在这一时期,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拜占庭帝国末期,面对西欧人的扩张,尤其是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拜占庭帝国学者有意识地复兴希腊古典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拜占庭帝国史学家恢复了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和改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对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研习和模仿往往拘泥于文字,未能从中真正领会历史经验,处理好国家的外交和内政。     

历史还可以这样书写

偶读喻血轮,下意识地想起了废名。两人同乡,湖北黄梅人。喻血轮长废名十岁,两人均笔力了得。黄梅出五祖弘忍这样的禅师,又出喻血轮这样好文采的文人,让我顿生好感。     

张纯如 用生命书写历史

在女儿张纯如自杀后,张盈盈用了7年时间,为那个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儿写了一本传记     

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科学与公众的信任问题

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科学知识常常同时具备前沿性和与公众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两个特点,这使科学的公众信任问题得以凸显。而利益因素的渗入更是挑战了公众的信任。最后,本文以和一个具体的法律语境和一个经典的案例,说明社会历史语境中对科学的争论使公众的信任问题变得非常困惑和复杂。     

两岸如何共同书写抗战历史

正一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台湾方面由"国史馆"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全书分《和战抉择》《军事作战》《全民抗战》《战时社会》《对外关系》《战后中国》六编,以较为全面的范畴与视角,论述抗日战争的历史,应该也是去年海内外唯一一套完整论述抗战相关史事的学术论著。"国史馆"于2013年开始该书的编撰工作,鉴于既有的抗战史著出版已有相当时间,且受时代影响,大多具有特定观点,如今新史料大量出现,加上社会日渐开放,可以接纳与以往不尽相同的观     

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正一徐冲撰写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该书主体部分为"起元""开国群雄传""‘外戚传’与‘皇后传’""隐逸列传"四个单元,各单元分为2—4章,后有三篇专论作为附录,与主体内容相呼应。全书考证、辨析魏晋南北朝纪传体断代史中几种典型结构,并力图分析这几种结构在这一时期出现、成熟或变化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文化功能。     

历史书写与纯洁派形象的近代“制造”

从中世纪开始,纯洁派几乎一直以宗教异端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认知当中。然而,在这一固有观念之外,16、17世纪的法国新教曾凭借历史书写为纯洁派制造了一个新的形象,将其从邪恶的异端转变为真正的基督教会的守护人和殉道者,从而为后世对纯洁派的多重认知奠定了基础。纯洁派这一新形象的出现,反映了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在与天主教思想对抗中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方式,而在它背后,是日渐成熟的改革思想为之提供的理论支撑与新教会给予的制度性保障。正因如此,近代被制造出来的新的纯洁派形象才能长久存在,甚至直至今日依然影响着人们的认知。     

从孙中山早年与澳门关系看历史论著的书写

<正>历史的真实性亦即客观性,是历史著作撰写的基本原则,对此人们当无异议。从理论上来说,历史的真相只有一种,无论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只要他们按照历史的真实性原则进行研究和写作,写出的历史真相即作品的内容应该是基本相同的。然而在历史研究和撰写历史论著的实际过程中,相同的历史事件和相同的历史人物,写出的历史研究作品却往往会有不同,乃至截然相反。出现这种现象,也许和研究者违背了研究历史时所秉持的真实性原则有关,不过也不尽然,因     

“贾谊之死”的多重原因与历史书写

贾谊是西汉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史记》《汉书》《汉纪》和《资治通鉴》对“贾谊之死”的书写不尽相同。贾谊之死应该是匈奴侵边、黄河决堤以及谪居长沙等多重因素的结果。司马迁在贾谊文本中投射自我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创伤,运用自责过度、哭泣而死等叙事手法,放大梁怀王坠马偶然性事件的影响,凸出贾谊敏感脆弱的文人形象,将贾谊悲剧塑造成为典型的性格悲剧,生成集体记忆的源头和主文本。透过贾谊之死的历史书写,我们可以观察司马迁如何理解悲剧与命运,如何在平衡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过程中实现历史事实与人生启示的有机统一,以及不同书写背后所折射出的创作初心与史学观念殊异。     

教育革命课程观与文革中历史教材书写

文革时期,历史教材编写在"教育革命"理论的影响下,体例上以毛主席语录架构历史言说体系,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红色革命具象,内容叙写上政治话语取代一切,着重叙述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历史。历史教材俨然成为宣扬斗争哲学和异化儿童道德的媒介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