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

开宝七年,在以相州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废乡令”得以落实,原来的“乡”被“管”所取代,其功能主要由户长来体现。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贯彻开宝废乡令,也有个别的地区是在乡之下再设管。北宋前期的乡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功能,里已沦为和自然村类似的地域区划单位。乡以及相州地区的管均设有耆长、壮丁来负责治安、词讼等行政管理工作。耆长所辖的区域又被称为“耆”。耆是县之下的专项行政区划单位,但一般不作为地域区划单位。县和耆直接发生关系,不以乡为中介。     

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

乡里制的崩溃与乡都制的确立 ,是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北宋前期 ,乡仍具有一定的职役功能。这种功能直到至和年间才因里正的废止及乡书手的变化而被基本剥离。随着经界法的实施 ,乡逐步成为了一种地域单位。里早在北宋就已遭到巨大的冲击 ,而到南宋中后期 ,在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名存实亡。与此同时 ,都逐步成为乡村基层建制的主流 ,并在土地控制 (经界 )和人户控制 (编户 )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漫谈写刻工 雕板写刻工〔二〕

现存世最早而且有着具体刻印时间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卷尾镌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这只记录了主持镌刻人,而没有实际操刀者。见于记载的最早刻工,当为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在四川镌刻《开宝     

《大金诏令释注》补遗

诏令就是历代皇帝的书、告,包括诏、令、敕、制、御札、国书等。因为诏令都是最高统治所发布的,其内容多关系到国计民生,因而多是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对历代诏令的汇编,主要有宋人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及宋代所汇集的北宋一朝的《宋大诏令集》。今人董克昌先生主编有《大金诏令释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从各种史书中辑得金代诏令490条,约15万字,对研究金源一代的历史有着重要价值。笔在学习金史的过程中,发现该书还有一些遗漏,故仿照该书的体例,辑录诏令原,加以注释,作补遗如下。     

宋代乡村“团”制考论

作为宋代乡村区划的"团",其渊源有二,其一为晚唐五代的土团,其二为两宋之际的团教乡兵单位,两者皆根植于南方地区的地方武力传统。步入南宋以后,为应对严峻的地方军政形势,重塑基层统治体系,宋廷大力推行保伍法,使得"团"在保伍编制中的层级地位逐渐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地方上土豪势力的崛起,以土豪任隅官,统领保伍也渐趋普遍。而南宋中叶后,隅官制和"团"制正是以保伍制为基础逐渐结合,形成了"隅团"这一新的乡治体系。     

宋代书判拔萃科考

宋代书判拔萃科仅存在于北宋前期,曾两度置废,但性质有所不同。首次设置于建隆三年,属于吏部科目选,应试者须是有出身、有官者。大中祥符元年,因失去科目选意义而被废。第二次设置于天圣七年,属于制举之一科。景祐元年,因不合皇帝亲试的制科规矩再度被废。宋代书判拔萃科有较为严格的考选制度,曾得到认真执行。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     

北宋前期山东地区的佛教结社初探

山东省济南市灵岩寺辟支塔上镶嵌的十方功德碑是研究北宋前期山东地区佛教结社的重要史料。北宋前期山东佛教社邑首领的名称比较复杂,虽有一定的层次关系,但不像国家官制的等级层次那样分明。其成员分布很广,多为乡村普通民众,也包含少量市户,比较常见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加入。它们多以地缘关系结成,比较多的是以村落为单位,一般是一村一社,也有的是一村多社;另有以乡村行政组织"管"或"乡"等为单位结成的社邑,表明北宋前期山东民众对乡村行政组织和国家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北宋前期山东地区的佛教结社在名称和首领的称呼上与唐代以来佛教结社的发展趋势一致,但在僧人的参与和结社的内涵或相关活动方面却有自己的特点。     

正定隆兴寺三通宋碑相关问题考证

正定隆兴寺内的三通宋碑——惠演碑、田锡碑和葛蘩碑,是研究隆兴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的珍贵石刻文献。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但也存在着错误及相互矛盾的地方。据三通宋代碑文及其它史料综合考证,惠演文并非作于"乾德元年",应在景年间,绍圣四年与葛蘩文同时刻于一通石碑上。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在北宋的首次重修应在开宝年间,田锡文所说"乾德中"应是误记。     

宋初妇为舅姑服制的变革

在宋代五服制度中,妇为舅姑三年之制不同于唐、五代的正式礼法,这一变革始自太祖诏令,并被采入《开宝通礼》,后随《五服年月敕》《天圣令》以礼典敕令的形式颁行天下。但妇为舅姑三年之制的源起还是在唐、五代,舅姑与子妇对等报服之后,妇为舅姑三年之制就自下而上地渐由时俗之礼而见录于《书仪》《书仪镜》等书。也由此可知,宋初统一服制的首部礼典《开宝通礼》,其服制之源并不只是盛唐之礼,最终的定制是根据宋初现状情势对唐礼及五代礼选择和调整的结果。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天盛律令》的法律移植与本土化

《天盛律令》存在较为普遍的法律移植现象,刑罚制度、罪名、司法制度、监狱制度等都与中原律法(特别是宋律、令)渊源颇深。如西夏杖刑借鉴自北宋的"建隆折杖法",劳役刑源自宋配隶法,拘管刑则与宋锁闭刑联系密切。西夏司法审案期限与宋太平兴国六年诏令一致,监狱卫生法令与宋绍圣四年诏令一致。不过《天盛律令》仍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特别是以罚马代替赎铜、扩大籍没刑范围、加重量刑等都是西夏根据特殊国情作出的必要调整。     

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

本文论述了中国明清两代输往葡萄牙外销瓷的史实。作者在论证中结合了西方有关的档案文献及目前存世的考古发掘与官私收藏的外销瓷实物,并重点介绍了早期存在于葡萄牙的外销瓷和纹章瓷。文章指出广彩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不可估量的贡献,而澳门是整个贸易过程的最重要的环节。最后总结出外销瓷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研价值,如今存世不多的葡萄牙人在华定制的“纹章瓷”是中葡关系的历史见证。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引《唐大诏令集》佚篇考辨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典籍,但此书流传至今已非全璧。本文依据《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之征引,辑出《唐大诏令集》佚篇七篇,并对佚篇之佚文、撰时作了辑考,对佚篇之真伪作了辨析,对佚篇之归属作考订,同时对《唐大诏令集》"政事"类下之阙目作了辑补。     

说“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综括传世文献和悬泉汉简来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制诏御史"之"御史",实际上是指"侍御史"。而"制诏御史"意指皇帝命令侍御史书记或抄录王言,并将其制成规范文书,反映的是诏令由皇帝自作,人臣负责"记王言"的制度。从性质上讲,"制诏御史"只是起到引领诏令的作用,其所以标明"御史",应该是要凸显侍御史在制书拟制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时期,侍御史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不仅负责拟制和玺封制书,而且拥有审核公卿奏疏之权,其权力和位望始终居于负责文书收发、传送的尚书之上。     

如影随形:唐宋之际都城东移与北都转换

开宝九年宋太祖意欲迁都洛阳,看似涉及政治斗争及经济因素,但从历史进程潜层考量,则是对中国由地方分裂割据向中央集权强势回归的历史回应。迁都洛阳失败,标志着汴州在长达百年中所承担的特殊角色从"积累"到"质变"的完成,冲破了中央集权强势回归对定都洛阳的理论诉求。中晚唐五代与北宋士人对汴州(开封)的评价与城市发展所存在的悖反矛盾,本质上是时代背景差异与汴州(开封)职能差异导致的。五代时期,邺都大名府居于河北重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王朝内部制度因素、地缘政治秩序与中央权力支配关系决定。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对邺都大名府地位的影响有一定历史滞后性,至宋代才愈发明显。唐宋之际北都东移,受到中央权力支配,与都城东移存在"如影随形"的关系。其他陪都东移也有类似规律。整体考察唐宋陪都布局变化及其差异,可为宋代之"内向"作一注脚。     

《赵城金藏》扉画新探

《赵城金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版木刻汉文大藏经北宋《开宝大藏经》的复刻本。《赵城金藏》于元朝大都补雕,并在赵城经坊中于卷首附加图画。以往学者将其命名为"释迦说法图",但是,释迦于何时何地说法并未明确,且该图与敦煌壁画、各地佛教石窟中之"释迦说法图"有很大差别,但与"释迦涅槃图"有相似因素。经笔者系统考证,该图为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娑罗园双树涅槃之前向众弟子说法之图,故将其命名为"释迦遗教图"。     

论清代东北地区“乡约”与社会控制

在清代东北地区,乡约成为主体性乡村职役,基本从属于民治体系。作为半公半私的角色,乡约一般以村、庄等自然聚落为基层单位,直接临民,成为中央与地方、上层与民众的中介。他们有着多重而全面的职责,控制着东北广大乡村,但由于后期乡约制度弊病丛生,最终罢废。     

理解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读《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

《变动时代的乡绅》首次较系统地考察了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乡制变革和乡绅变迁,以乡绅为切入点,分析了近代乡村权力结构从保甲—自治—保甲—"村选"政治的历史过程,民国时期的乡村绅士也在权力变动的过程中蜕变、分化以至消亡,随着绅士的离村和基层政权日益痞化,乡村社会陷入日趋崩溃的境地,并成为酝酿社会革命的温床。同时,该著作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给予读者一定的启迪,包括区域性案例研究后的宏观解释,实证研究中的思辨追求和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而该书呈现出来的共性问题也有助于继续拓展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空间。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视角下,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既在于兴旺产业、富裕生活,又在于美丽乡村、宜居生活.当前各地乡村旅游事业整体表现良好,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部分地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薄弱点、同质化现象较普遍等.这些缺陷阻碍乡村旅游事业的系统性发展.因此,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不仅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