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7年11月11—12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40余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一、福建在科举史上的重要地位。福建在宋代进士之多居全国之首,在明代仍是科举大省,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人均庶吉士数以及人均进士家族数,皆为全国第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李世愉指出:"福建在清代科举中有着举足     

第十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吉水召开

正2020年12月11—13日,由江西省吉水县委县政府、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的"第十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位于江西吉水的"吉安中国进士博物馆"成功召开,近百位专家出席或以提交论文的方式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该会议呈现出如下显著特点。一、在诸多方面取得突出进展。李世愉论述了科举制度具有育才、选才、稳定社会、传承文化等多重作用。     

明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特点及利弊

为适应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政权的需要,明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人才选择途径的一元化,科举的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严格资格选官任官,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是明代人才选择制度最显的特点,明代人才选择制度及其特点在促进明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因其存在有种种弊端,对当时乃至后代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纪念科举制创立1410年和停废110周年,反思其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与影响,促进科举学进一步发展,2015年11月23—25日,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办,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天津市教育考试研究所协办的"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     

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

<正>科举是明代社会的大问题。其一,在明代,科举是绝大部分人从政的必由之路;其二,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培植了一个相当人数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士绅阶层;其三,从社会影响的广度看,除极少部分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处境,科举在明代是相对公平和开放的。因此,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近百年来研究从未间断。近十余年来,受益于大批明代科举史料的影印出版,学者对明代科举的研究兴趣日趋浓厚。关于明代科举的综述     

《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评介

<正>郭培贵新著《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2014年6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0万字,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相结合,将明代学校教育—科举—任官制度三个环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综观全书,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明代学校的研究特别是洪武时期的研究深入而又具体。科举必由学校,洪武时期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学术界对明代府、州、县学设置的统计却不甚精确。作者通过翻阅大量的地方志,并多方佐证,在逐一考证其设置和     

明天顺《高唐州重修庙学记》碑考

本文对明代天顺四年《高唐州重修庙学记》碑进行了考证,碑文记载了时任知州赵玉主持修缮州文庙之事,"惟玆学校乃教之寓政之本、为治之首务也",反映了天顺改元革新之际政策的微妙变化。明初立国,最为重视农业和政教。太祖规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官学成为了明代科举的必由之路。故而,明代官员对办官学特别重视。通过对碑文的研究,可探知明天顺时期政教政策的继承与转折,对研究明代官办庙学亦有所裨益。     

30年来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正>科举制度是符合条件的民众通过竞争性考试,获取国家品阶官位、社会荣誉地位的一项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在我国由隋代至清代存在了1300年,在韩国等国家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西方也对其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有所影响。20世纪末,人们逐渐认识到科举的价值所在,对科举的研究日渐勃兴。正是在此背景下,“科举学”正式被提出了。一、“科举学”的提出与确立(一)“科举学”的提出。1992年,     

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29日,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在上海嘉定中国科举博物馆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85位专家学者围绕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社会史、科举与教育、科举制的历史评价等诸多科举学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文物是科举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科举博物馆展出的主要基础。刘海峰指出,科举文物主要存在三种形态,具有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保护难,题材好、价值高等特点。从科举文物的角度,可以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和系统性。张亚群《论科举文化形态》认为,科举文化是…     

第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的书院与科举”研讨会综述

2011年5月26—29日,东亚的书院与科举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竹清华大学举行。此次盛会由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协办,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和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黄一农、历史研究所所长赖瑞和出席大会,并致辞。来自海峡两岸、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40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大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     

“第十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1月20—23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和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十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遗址隆重召开,近百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的科举学研究者与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了研讨。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的区域优势,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勃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乡村社会流动。江南也为废科举之于乡村社会影响的一般表述提供了另类叙事空间。     

浅析近代乡村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以南方乡村士子朱峙三为实例

科举制是隋唐宋元明清六朝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谕令废止科举,停废科举对于"习举业"的广大士子群体的震撼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对这一变革表现的相当平静。《朱峙三日记》的内容还原了晚清士子的生活,反映了当时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让我们对科举停废和近代乡村士子有全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士子们表现出的冷静、与时俱进对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评介

正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是近年明代科举与经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关注明代科举"一经取士"体制之下,同一地域士子肄习同一经典以应考的"地域专经"现象,选取江西安福的《春秋》经、湖广麻城的《春秋》经及黄冈的《礼记》经、浙江余姚的《易》经与《礼记》     

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

自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考试程序的完善,科举成为两宋以及明清士人入仕的基本路径。在明代,地区取得高级科名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相应地区政治影响的指标。由于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科举所取之士中南人多、北人少的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为此,仁宣时期推出了科举配额制度,意欲通过配额录取的方式实现区域间科名分布的相对均衡。由于明廷重进士的用人倾向和士大夫浓重地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在配额制度变动尤其是关乎进士科名的会试卷区比例变动的过程中,掺入了权力者出于乡梓利益考虑的人为因素。配额及其制度变动中的地域之争是明代政治领域经常存在的地域性因素潜在作用的投影和反映。     

“抡才”何以“大典”:明代科举经费的编征与演变

科举制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地方赋役制度改革与国家财政转型,其运作内容与成本逐渐以折银的方式加以呈现,主要体现在宾兴与科场两个方面。通过对浙江"均平法"改革的考察可知,明代地方宾兴经费的变化,存在着扩张与紧缩并行的趋势,不同名目之间,编征的标准亦不统一,经费在定额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小的"浮额"。科场供应在货币化的同时,始终无法摆脱"役"的形式,并有重役转向重费的趋势。随着明末国家危机的加深,科举经费逐渐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对于科举制,在肯定其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时,也需注意其产生的社会成本。     

谈明清科举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以明清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

科举取士制度,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到明清时,已近千年,但使科举取士制度得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并日趋走向完善和鼎盛的时期则是明清时期。那么,明清的科举制度,是否达到了科举取士的目的?本文拟通过对部分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论证这一命题。明代科举制度的确立,有一个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反复交替的过程。经过明初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两种制度的交替使用,朱元璋意识到,虽然科举制度存在着一定弊端,但比起举荐制还是利多弊少。于是,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科举…     

科举制度与日本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曾经对周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律令时代的日本也实施过通过考试录用官吏的制度,简单地说日本没有实施过科举是不符合实际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并没有出现科举的繁荣,科举选官制度也没有在日本长期延续。其原因在于贵族势力强大,使日本缺乏实施科举的社会基础。无科举这一点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实用主义教育的发展,西方文化的传播,尚武精神的形成,人才成长的多元化等都与无科举有关。     

文史摘

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科举社会是指科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科举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由于科举考试在教育、文化、政治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大,而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尽管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也曾遭遇过不少历代重臣的反对,但1300年的封建统治对它仍“欲罢不能”。科举考试正是以其漫长的存在时间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宋朝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科举社会,朝廷、士大夫及学术文化经由科举而紧密结合。隋唐虽行科举,由于其对中下层能动极小,可以看作是门第与科第并存相争的社会。及至取士不问门第“,一…     

浅析宋代科技发展的思想文化原因

宋代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是比较繁荣的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有其发展的特殊原因。本文从文化政策、科举选关、教育制度三个方面浅析宋代科技发展的思想文化原因。宋代科技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宋代整体社会的发展,也对整个社会进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