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晚清情结”与他同胡适的关系

陈寅恪和胡适都是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影响甚大的一代宗师,但他们不仅在文化观念、治学方法和治学领域上颇不相同,而且在与政治当局的关系上也迥然有别。胡适始终与政治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陈寅恪一向疏淡于政治,甚至不屑于与政治人物交往。即便如此,他们之间却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信赖与推重。特别是始终坚守“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在蔡元培去世后居然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用心,有意力荐胡适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在1948年12月“出人意料”地随胡适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金针度人的楚辞学入门书——读汤炳正先生《楚辞讲座》

汤序波编撰的《楚辞讲座》是汤炳正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为研究生授课的课堂讲记,该书集中体现了汤先生的治学态度、学术主张,是本楚辞学乃至学术研究的入门书。缟撰者尊重讲稿原貌;洞悉学术脉络;力求完备周全为全书锦上添花     

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陈述(1911—1992)与陈寅恪(1890—1969)两位学者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在1936—1942年期间,陈述与陈寅恪二人历家国之难、流离之苦,而交往不辍,严谨治学不改,确实难能可贵。二人的学术交流有着牢固的基础。     

“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形成历程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人逐渐形成了努力发展现代文史研究以与西方汉学竞胜的学术共识。受此信念驱动,胡适、陈垣、陈寅恪等人,在批判继承乾嘉汉学遗产基础上,借鉴西方汉学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结合的治学路径,努力打破陈旧观念,发展出可与西方汉学界竞胜的现代文史研究形态——新汉学,并试图将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打造成新汉学的中心。虽然这一努力遭受挫折,但其理念及积淀的经验与学术人才,对此后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正是承接了前一时期新汉学发展的经验与人才,并将与西方汉学竞胜以争取国家荣耀的理念意识形态化,才迅速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文史研究的领导机构,并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转化。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而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但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近现代中西方学术思想的立交桥──纪念王国维诞辰120周年

在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撞击、交流中,国学大师王国维是一位立交桥式的文化伟人。他将翻译、教学、编辑与治学结合起来,用西方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文化。他继承传统而不泥古,演习西学而不媚外,立言以国学为本,治学以求真为要。在中与西、新与旧、今与古、俗与雅、信与美等重大的学术文化向度中,他以哲学、史学、文学、考古、文字、音韵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架起了一座近现代中西方学术思想的立交桥。     

陈寅恪的文化史观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年）,江西修水人,中国著名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治学范围广泛,学问博大精深,成就卓越不凡;但陈寅恪研究历史又与众不同,即他主要是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①,并在历史研究之中融入自己深刻的文化关怀。陈寅恪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与钱穆等人又有所不同。他没有留下正面阐述其文化历史观的论著,兼之他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都颇为独特典型而又错综复杂,因而,研究他的文化史观就显得颇为不易。当年杨树达在致陈寅恪的信中谈到：“…     

陈寅恪史学个性的再探讨

陈寅恪治学,素以坚守"学术独立"的个性为人们所钦佩,然其中饱含的忧世淑世精神及理性处置求实与"取鉴"关系的守则,同样值得关注。观其历史研究的种种实践和中年以后一再倡导的"新宋学",除了旨在从方法上建构一种考据与义理兼修的现代学术理想境界外,实际也与此种关注世运,希冀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情结深切相关。探讨和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陈寅恪史学的个性及其时代特征。     

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

1930年至1934年间,夏鼐治学方向经历了三次转向,从社会学转到中国近代史,进而转向考古学。夏鼐早年治学领域的三次转向,对其学术思想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夏鼐治学转向既有时代背景,亦有家族文化、永嘉区域文化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形塑了夏鼐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夏鼐早年治学思想,为其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是其整体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陈寅恪曾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 ,却终未到任。中国中英文化协会和英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在聘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寅恪赴英受阻是由于战争令交通中断的说法并不准确 ;令陈滞留香港的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中国外交官掺杂了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做法。英国汉学家修中诚与陈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计划和有关信件 ,展示了陈寅恪的学术抱负。     

域外内陆亚洲史学术理路的新阐释——钟焓《重释内亚史》伸论

聚焦于钟书列举的域外六位学者有关"内亚史"研究的理路,以伯希和、塞诺和傅礼初治学手段与方法为例,指明该书阐析上述学者治学要旨的兴趣动机和学理依凭。伯希和兼治汉学、阿尔泰学,专精考证,构成自洽的学术体系,为钟焓所倾羡,亦与钟氏本人之学业旨趣相契合。塞诺尤其傅礼初继承伯氏之衣钵,又采纳社会科学方法对"内亚史"进行改造与拓展,所呈现的通达与博大,钟书也从20世纪学术范式转型的背景中给予肯定。钟书从方法论和逻辑思路等层面进行的新阐释,反映出中国大陆新生代学人文献处置手段的多样化及其眼界拓展的新气象。     

钱大昕与20世纪历史考证学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历史学获得重大的发展,包括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以新历史考证学而论,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著名大师和其他一批出色学者。人们都承认,乾嘉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新考证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贡献即讲过很有权威性的话,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史学的开山”。①然而迄今为止,对此却仅只停留在笼统印象的阶段,对于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新考证学的关系这一很有理论价…     

《中国早期和合文化》读后

杨建华同志的《中国早期和合文化》一书,已于今年3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年前,就读过作者在吉林大学攻读研究生时所写的关于和合文化的学位论文。从学位论文到案前这部学术专著,深感作者在治学道路上的勤奋和日臻成熟,为作者所取得的这一重大成果而感到由衷高兴。通读全书,感到该书有三个特点,现付诸笔端,请教于学术界的同行。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早期和合文化,是该书第一个显著特点。该书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研究和合文化,在实践中做到二者的统一。与此同时,全书始终坚持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中国早期的和合文化进行研究和阐述,…     

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民国学人对于宋代研究渐趋推重,可是推崇最甚的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却很少专论宋代,而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由此可见,要把握宋史、宋学、宋代史学、宋代思想学术的区别与联系,不宜用分科治学的眼光尤其是区分经史以及史料与史观的观念研究宋代历史及其思想学术文化;应该讲宋学,做汉学,一方面,治宋史必须通宋学,如治国史必须通知本国文化精意,另一方面,将包括义理等在内的一切虚玄思想还原为历史,既有道理,又可目验;应将两宋学术文化作为标高,纵横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有系统而不比附,不以赵宋为断代,方有望达到新宋学的高度,开创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气象。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

陈寅恪1931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任》一文,尽管常被学界引用,但此文言简意赅,实值得仔细研究。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是国民政府北伐之后将清华从一所民国初年成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制为一所国立大学,学校的制度和学科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革。陈寅恪此文正反映了这一变革过程中对中国学术的反思和对清华发展的总结与期待。一方面,陈寅恪在到清华任教多年之后,其背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使得他非常看重民族与学术的独立;另一方面,他又不忘以他在海外游学多年的观察来评判中国学术过去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中所存在的得失,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反思性看法。     

评《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

正《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文化的帝国》)是王晓德教授历经多年的精心思考与研究创作的一部近千万字的鸿篇巨著。该书以其丰厚的学术含量、精到的创新性观点、宏大的论述构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堪称一部学术精品。20世纪以来,"文化"的内涵越来越深地注入到"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之中。"文化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术语,围绕着     

三位大师身边的邓广铭

父亲邓广铭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非常特别。父亲在他的学术生涯中,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深受三位大师的影响,父亲一直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学风。     

沈从文批注《丝绣笔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朱启钤依托自家收藏撰辑《丝绣笔记》等著述,专门对中国古代丝织进行系列研究,开启了中国丝绣艺术研究的先河。《丝绣笔记》作为经典之作,被后来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大家沈从文阅读批注。沈氏批注,既有对朱氏研究的补充、订正,又有创见与超越,丰富了丝绣研究的史料,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角。比较朱、沈二人研究的时代背景,亦可窥探治学为时代所限的学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