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疑义新证(成公篇)

《左传》为我国古代经典,注解此书者代不乏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杜预《注》,孔颖达《疏》,近代重要著作有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本文对前人注释《左传》有关训诂、史实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补充意见.     

《左传》“嵒”、“嵒”地名考辨

<正>《左传》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左传》哀公十三年:"遂取宋师于嵒,获成讙、郜延"。"聂"、"嵒"皆为地名。《说文》引《左传》聂字     

虢国墓出土青铜器金文书法赏析

<正>《左传·僖公五年》载:"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杜预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汉书·地理志》云:"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知,武王灭商后,封文王两个弟弟即虢仲、虢叔于东、西二虢。后西虢于公元前760     

介子推与绵山

寒食节由介子推而起,介子推亡于绵山。春秋时史学家左丘明(公元前502—422)在其所著《左传》中详细记载了介子推出走绵山之经过:"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左传》卷12僖公二十四年)。《史记》所载与《左传》略同。西晋大学者杜预(22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六则

<正>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为注《左传》经典之著。然而宏篇伟帙,难免有疏漏、舛误,《注》中涉礼之文,尚有商榷之处。一桓公五年《传》:"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杨先生《注》云:"雩,祈雨之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页)《说文》云:"雩,以祈甘雨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1012页)杨先生释雩为祈雨之祭,不误,但不确切。确切地讲,此雩为祈谷礼,亦是郊天之礼。"龙见而雩"者,杜注云:"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建巳之月为夏四月,即今农历四月,此时阳气上达于地,农作物正生长旺盛之时,需甘霖滋润。     

武丁时代的流星雨记录

<正>中国古代最早的流星雨记录见于《竹书纪年》,文曰:帝癸十五年,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1]。时代再晚的就是《左传》庄公七年的记载: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2]。从《史记·天官书》、《后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的相关记载看,先民对日月星辰的观察由来已久,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有专司观测天象的官员,星官之书至迟到黄帝时业已问世。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时代,     

《司马法》成书及版本考述

《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根据《史记》和《左传》的相关材料可以基本认定,司马穰苴是陈完的后裔,其军事生涯大约在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至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之间的某一段时期,今本《司马法》5篇应该是齐威王时齐国大夫追述的古司马兵法和穰苴军事思想的混合体,它来自宋代刊定的《武经七书》,有三卷本和一卷本两个版本系统。     

“朱方”辩

朱方,春秋时曾一度是吴邑。在《左传》中,“朱方”这一地名出现过三次。其一,《左传·襄公廿八年》记载:齐庆封奔吴,“吴句馀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其二,《左传·昭公四年》云:“秋七月,楚子以诸候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其三,《左传·昭公四年》曰:“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史记》则载五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楚灵王三年“夏,合诸侯宋地,盟。伐吴朱方,诛庆封。冬,报我,取三城。”《史记·吴太伯世家》云:“王余祭三年,齐相     

细说大唐“狩猎图”

<正>《说文解字》释义说:"狩,犬田也","猎,放猎逐禽也"。《左传·隐公五年》记有:"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蒐、苗、狝、狩皆田猎名,因四时而异,冬天打猎即为"狩"。《礼记·月令》则是:"执弓挟矢以猎"。综合古代文献记载而言,狩猎就是指采用一定的工具和方法猎取野生动物的活动。这种活动最大的特性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人"与"动物"这两个因素。     

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的编纂

通过《系年》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左传》的编纂者对所据史料应当运用了如下两种编纂方式:在组织层面,重组材料,随经隶事,比年排列,通过割裂、整合等方式将史料重组以安排到《春秋》的叙事框架中去;在文本层面,援经造传,根据《春秋》经文内容与规则对原始材料进行补充、改造,模仿《春秋》经文,以追求与《春秋》价值观的同一。如果对《系年》各章与《左传》之间文本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整体的单线的承继关系。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在《左传》与《系年》文本形成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应流传有大量的、不见于今日的历史记述。《左传》与《系年》文本的形成正是这些历史记述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流转的结果,同时它们文本本身也可能成为了传播链上的一环。因此,《左传》与《系年》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今天的"资源共享"。     

《左传》“日有食之”新解

日月食在《左传》中有不同说法。《左传·宣公十二年》:“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左传·昭公十七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日月之食’、‘日月之灾’、‘日月之眚’都是同一回事。但在更多的时候,《左传》称日食、月食,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月食,而说成是“日有食之”。其中的“有”字作何解呢?千年来无人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近治小学,恍然有悟。今考论于次:     

《左传》误字辨正一则

清代末年,国人黎庶昌、罗振玉在日本先后发现了写本《玉篇》的残卷,残卷中保留的大量书证引文,这些引文在流传至今的《大广益会玉篇》中已删除殆尽。残卷的抄写年代尽管现在学界还很难作出统一论断,但是它们所据底本的年代可以确定是唐代甚至早于唐的。因而,对于传世典籍的校理工作,《玉篇》残卷中的书证引文显得弥足珍贵。近来,笔者对《玉篇》残卷征引《左传》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考察,发现传世本《左传》中有一处文字当为历代传写之讹,于是试作考辨论证,祈能为日后《左传》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提供一点参考。《左传》昭公四年:“旦而皆召其徒,无…     

《吴世家》史源探讨

一、《左传》以外的记事史料《吴世家》记事部分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左传》.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较《左传》更为原始或者更为可靠的史料,司马迁当然不会放过.例如关于诸樊元年吴楚交战,《左》襄十三有记载:“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而《吴世家》记云:“秋,吴伐楚,楚败我师.”这里《世家》依据的就不是《左传》,而可能是某种原始的吴国史记.“我师”应是吴国史官记事之辞,本不宜出现在汉人的著作里,也许是司马迁偶有疏失,没有将人称更改,遂使后人得以略窥其史料的来源.《吴世家》:“(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此事在《春秋》、《左传》中都有记载.定公五年《春秋经》云:“夏,於     

新释《左传》一则筮例兼谈战国楚地筮占的来源

正研究春秋历史,《左传》是最为重要的文献,其于筮占意义亦不容忽视,《国语》的情况也相类似。二书中记载的春秋筮例,是目前研究筮占内容最为可靠的文献材料。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学者对《左传》筮例进行整理研究,其著作出现于汲冢竹书中,《晋书·束晳传》称有《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1。杜注云:"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2自此肇始,后世学者根据这些筮例著书立说,蔚为大观。     

评王和《左传探源》

正王和著《左传探源》列入晁福林主编"商周文明探索丛书",于2019年11月面世。王和师从赵光贤先生研读《左传》数十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以《左传》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虽然前追千百年来治《左传》学的历代大家,无疑是后学之后学,但是对于现今活跃在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来说,40年《左传》研究的     

古文献考辨三题

《论语·尧曰》中的"历数"实指历法而言,顾颉刚据汉宋学者以"历数"为帝王历运之义的解说以证《尧曰》为邹衍之后的作品是不能成立的;将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诗无隐志"的说法与《左传》《国语》等文献的相关说法结合起来看,可知春秋时《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说法已然流行,并非出于战国中后期;《尚书·皋陶谟》中的"五辰"应为"三辰"的误写,故不能做为《皋陶谟》有取于阴阳家思想而为伪古书之证。     

传本《左传》僖公十五年质疑

正《左传》著于竹帛早在战国,然两汉时仍有文字羼入。西晋杜预(222—284)《春秋经传集解》问世,《左传》才形成稳定的传本。但这种稳定性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发现,《春秋经传集解》在南北朝的传抄过程中,也可能有后世羼入的内容。笔者不揣浅陋,从正文与杜注两方面对传本《左传》僖公十五年的一段文字提出质疑,敬请专家赐教。一、前人意见的讨论传本《左传》僖十五年:"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     

《国语》和《左传》中“君子曰”之比较

《国语》和《左传》二书中都有以论赞形式出现的"君子曰",本文通过对二书中"君子曰"的文句和内容进行比较,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国语》和《左传》编者所见材料中,已有"君子曰"的形式。从二书"君子曰"引《诗》和全书引《诗》来看,《国语》成书于《左传》之前。     

夏禹何能划九州

贵州有些《方志》和《文史资料》说:“在夏、周(或商、周)时期,贵州为梁州(四川、陕南、陇南)南裔,荆州(湖北、湖南)西鄙。”此说正确与否?本文想予以解答。一九州为后世之设想九州之名出自后世书籍,并非夏朝文献所载。既为后世之说,其为猜测(或是一种想像),一见即知。例如: 左丘明是春秋末期的人。《左传》记事时限又止于公元前四六四年(鲁悼公四年)。则左丘明也应是前四六四年前数十年间的人。他距夏禹时代已晚了一千五百余年,他的所言当然不宜作为夏禹历史的根据。相传,《左传》又是左丘明所写之书,如此,《左传·鲁襄公四     

《左传》记事终止时间辨正

关于《左传》的记事终止时间,现在流行的《中国文学史》和《古代汉语》教材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一种认为迄于鲁悼公四年,即公元前453年。结合《左传》一书的自身性质、编写体例、行文风格、古书通例等因素综合考察,鲁悼公四年和有关战国预言史料并不能作为记事终止时间的根据。《左传》的记事年代是和《春秋》大体一致的,最终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但在流传过程中也间杂有一些战国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