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沉银埋宝”初步研究

正张献忠是明末著名的农民军领袖,曾于崇祯十七年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近年来,四川彭山江口镇发现了大量银锭、金册、银耳环等文物,与记载中的"江口沉宝"颇多吻合,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界关注。历史上对张献忠"宝藏"的埋藏地点有很多种记载。一种认为宝藏在青城山普照寺,一种认为藏宝于雅安州府芦山县青衣镇(郑光路《张献忠"藏宝"的历史黑     

清代成都城市休闲文化的复苏与繁荣

成都是一座典型的内陆平原城市,位于中国四川省中部的岷江流域盆地西部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之间的成都平原中央．秦汉以来就十分富庶,号称“天府之国”。成都人的闲适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隋书·地理志》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宋史·地理志》也说：“其所获多为邀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元朝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也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入成都,号大西国。     

从汤油坊石碑看“湖广填四川”的真伪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农民起义的主要领袖张献忠五次转战入川,并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英勇抗击清军,在四川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是张献忠这样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却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诬蔑为“杀人魔王”,在四川城乡流传着所谓“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的说     

朱元璋对文人的仇视情结

明末张献忠杀知识分子的事,明末清初的笔记里曾大肆渲染,如用标杆量读书人,过高过矮都要杀掉之类,已近乎天方夜谭。《明史》本传有张献忠"诡开科取士,集于青阳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之说,也大抵是据传     

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兼论张献忠江口沉银

据《彭山县志》载：“顺治三年,义军张献忠部与明参将杨展决战于江口镇,张部战船被焚,沉没过半,伤亡惨重,败回成都。”彭山县江口古镇广为流传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一直是世人难解的一个谜团。2005年江口古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其形制与堑刻铭文表明为崇祯时期所征解的税银。而且与张献忠曾转战四川、湖北、湖南的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充分证实了张献忠江口镇沉银之说,并为之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同时为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献忠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沉于江口

正2015年底以来,多家报刊以四川江口考古新发现为题,对张献忠江口镇沉银作了大规模报道,进一步坐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事件,掀起了探索沉银之谜的又一波热潮。进入21世纪,曾是"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明显降温,对于张献忠的研究,聚焦政治史、军事史角度的研究成果锐减,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视点转移到300多年来传说纷纭的江口沉银之谜上。据清《彭山县志》(嘉庆十九年刻本)记载,顺治三年张献忠迫于政局不利,打算撤离成都,由于旱路已被清军封锁,只好     

张献忠的流寇人生（下）

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     

明清交替时的遵义

十七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过是一瞬间而已 ,然而在１６４４ -１６６１年 ,即清顺治元年至顺治十七年 ,遵义正处于明清交替的非常时期 ,其间明军、清军、农民军几方的反复争夺 ,使遵义城数易其主 ,城头频频变换大王旗 ,风云激荡 ,惊心动魄 ,留下些许沉重的历史思索。顺治元年 ,张献忠攻陷成都 ,建大西周。至此 ,全川俱为张献忠所据 ,唯遵义得以“保境自守”（当时遵义行政上尚属四川管辖）。那张献忠虽为农民军首领 ,却与李自成不同 ,具二重性 ,嗜杀。不但杀明朝官员 ,杀豪强地主 ,更多的是杀老百姓。因而民国以前 ,民间一直流传着“张献忠…     

龙文光宦蜀行迹考

明代柳州乡贤龙文光曾在四川任职,后于张献忠进占四川、成都失陷时于四川巡抚任上殉难。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厘清很多藏在文献记载背后的疑云,还原龙文光在四川为官行迹。     

甘孜州发现大西农民政权的一方鎏金铜印

最近,我们清理甘孜州文化馆原来收藏的原德格土司家部分藏品时,发现17世纪40年代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政权颁发的“援剿营总兵官关防印”鎏金铜印一枚。 此印长方形,长10.4,宽7.3,厚1.5厘米,长圆柄。印文篆书“援剿营总兵官关防”。印背镌刻“援剿营总兵官关防”,“礼部造,大顺二年十二月 日”。侧镌刻“大字一千二百四号”。 大西农民政权是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农民政权。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明朝末年,由于土地大量集中在皇室、官僚、地主手中,农民受到极为残酷地剥削和压迫,阶     

张献忠大顺三年铜镜

四川省文物商店收集到一件张献忠大顺三年所铸的铜镜。镜直径10·5厘米,园平纽,园纽座,纽座上有楷书“大顺三年孟夏月造”铭文,斜方格纹地,内圈有高浮雕双龙图案,外圈饰有缠枝花纹带,外缘深边。此镜质地厚重,纹饰布局较繁复,双龙雕刻尤为精美生动,在明代铜镜中是少见的。 (见图) 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于1644年入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以蜀王宫为     

唐宋以来成都的酒文化

成都是唐代、五代前后蜀至宋代中国最名的宴饮之都,烧酒的发祥地和唐代名酒剑南春的主要产地。唐代、五代前后蜀至宋代成都的酒化高度繁荣,饮酒之风极盛,享誉全国。明清时期,成都的酒化继续保持其繁荣。成都水井坊考古发现结合历史记载研究,证明了水井街酒坊酿酒历史源于唐宋时期成都的“锦江春”,同时亦为中国白酒起源于唐宋时期成都的烧酒提供了重要证据。     

历史上的马谡

马谡字幼常,他以荆州从事的身份随刘备入蜀,官拜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三国志·蜀书·马谡传》上说他才能过人。喜欢谈论军事谋略,丞相诸葛亮对他特别器重。每逢召见他,和他在一起谈论常常是“自昼达夜”。     

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的寒冷气候

<正> 论说成都荔枝之始,人皆首推唐代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然而陆游却以张籍未尝至成都游诋其失实(《老学庵笔记》卷五)。其实在张籍之前,约当肃,代之时,卢纶在《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一诗中也说过:“晚程椒瘴热,野饭荔枝阴。”看来中唐时在长安士人之中,成都有荔枝确实已属常识。不过南宋时成都确实已     

再现一代枭雄的完整形象──评余同元著《张献忠》

再现一代枭雄的完整形象──评余同元著《张献忠》张海鹏,周晓光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曾涌现了无数的豪杰之士。其中,最为杰出的二位领袖人物,当推李自成和张献忠。自成攻取北京,并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张献忠则占领四川全境,建立“大西”农民政权,历数十年...     

也谈张献忠大顺通宝

《中国钱币》83年3期所载李翰同志《漫谈我国历代农民起义军的钱币》一文中提到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所铸的“大顺通宝”,但语焉不详。张献忠于公元1644年12月在成都称帝,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置东阁、五府、六部官员,创制新历,开科取士,并铸造了“大顺通宝”铜钱。     

张献忠与藏金之谜

李乔先生在《随笔》2007年第1期中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写入青史总断肠》,文中写道：“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自号‘八大王’,与自号‘闯将’的李自成齐名。但在我心里,这双雄之中,李自成要比张献忠可爱可敬。原因就是一个,张献忠嗜杀。”     

永昌大元帅金印考

2016年,张献忠沉银遗址盗掘案破获后,追缴回一枚永昌大元帅金印。从形制特点和印文风格看,它应为一方明代金印。此印采用干支"癸未年"纪年,与宋代以来官印年号纪年的方式不符,印文语言又与明代各个地方民族政权的官方文字不吻合,应为明代农民起义军所铸。整个明代,农民起义军活动的年代中有"癸未年"的,只有明末,金印当为明末农民军铸造。从印章形制特点以及行事风格看,此印应是张献忠起义军铸造,而为最高统帅张献忠所使用。永昌金印铸造于1643年十一月,正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席卷湖南、江西之时,张献忠称"永昌大元帅",应该就是其整顿军队的措施之一。     

“平东将军之印”考

１９７９年５月广西玉林市出土一方南明永历时期铜官印“平东将军之印”,对于这方印章的主人,众说纷纭。笔者考证后,认为该官印应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部下大西军首领孙可望本人之印信。其理由如次：一是孙可望早在张献忠部下时已受封为平东将军。二是张献忠在四...     

薛涛与唐代成都的荔枝及气候冷暖问题

竺可桢论唐代气候较现代温暖 ,依据共有两点 ,一是长安宫廷苑宥内有梅花和柑桔 ,二是成都有荔枝。其前一依据之不能成立 ,已有研究 ,这里谈谈成都的荔枝问题。竺氏谓唐代成都有荔枝 ,所据为唐人张籍《成都曲》中“锦江近西烟水绿 ,新雨山头荔枝熟”的诗句 ,而宋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诋斥说张籍实“未尝至成都者” ,其所言自不能属实。唯今郭声波复据唐卢纶《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诗中“晚程椒瘴热 ,野饭荔枝阴”之句 ,谓“中唐时在长安士人之中 ,成都有荔枝确实已属常识” (《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的寒冷气候》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