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精粹

正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史料批判研究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把以往多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看成是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书写,注重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除得益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进一步     

谫论中古法制史研究中的“历史书写”取径

正近年来,作为一种研究取径,"历史书写"或"史料批判"之称频繁见诸中古史青年学者的研究论著,进而标举流派、组构学群,流风所及,连研究生举办的论文发表交流会也有冠以此名者。按照学人基本取得共识的定义,历史书写研究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安部聪一郎《日本魏晋南北朝     

日本学界“史料论”研究及其背景

正近年来,不少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推动着"史料论式的研究"向前发展。例如,2007年以来每年举办的"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上,关于史料论式的研究成果经常会占到一定比例,在综合讨论的环节,这一主题也时常被提起,不仅如此,参加该研讨会的青年学者中,已有同仁将史料论式的研究成果整理为     

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

中国中古社会佛教和道教盛行,对上至国家政治,下至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领域研究成绩巨大,成果也比较容易被中古史学者借鉴和采纳,而中古道教研究还处在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中,表面上看成果虽多,但良莠不齐,有价值的成果比较分散。本文将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由于1990年以前的西方道教研究概况已经有索安(AnnaSeidel)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 1991年初刊;吕鹏志等中译本,中华书局,2…     

榆次中都城考辨——兼论旧志资料之运用

中都县的历史沿革,涉及山西榆次、平遥两地诸多历史议题。爬疏早期史料可知,先秦至北魏初期的中都县原在今平遥境内,榆次的中都则是北魏时期由平遥移置而来的,二者属前后继承关系。北宋以降,《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逐渐将两座中都的史事相混淆,相关观点又为方志所沿袭和进一步演绎,由此造成不少争议。梳理中都城文献记载脉络,提示我们在新志编纂工作中,应注意对明清旧志中的上古、中古史记载寻求史源,对其加以必要的史料辨析。     

西安新见隋《史崇基墓志》与中古史氏脉系

隋仁寿二年《史崇基墓志》新近出土于西安,墓志所揭示的家族世系史料颇可与正史互证,如志主的父、祖皆在正史有传,且是史氏建康房的重要一支,据墓志可以研讨汉唐间史氏流徙河西并回归中原的历程,并可进而梳理中古史氏的房分脉系。     

安田二郎著《六朝政治史研究》评介

<正>按六朝史史料,其中《晋书》系唐人重新整理既有史书的产物,而《宋书》等南朝正史则在《南史》成书后部分散佚,直到后世才重新编纂。因此,学者在使用上述史料时,进行史料批判无疑是很必要的。此外,诸书记述亦有偏颇,故对其记载内容的可信与否,也必须将撰者意图包括在内重新予以检讨。安田二郎所著《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就是立足六朝史料的这一特征,并对     

宗教文献研究方法谈

正感谢张馆长,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谈谈我对文献学的理解和作为读者对《文献》这个刊物的期待。我的研究领域是六朝佛教史和佛教文献,研究中感到宗教文献的研究方法还有待建立。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由于中古史料比较少,常常是老师第一课就把基本史料的情况都交待清楚了。这未必说明中古史学者文献功底扎实,而是这一领域的前人业已将文献使用的关键问题解决了。但在中古宗教史领域,就不是这样了,每个研究者都要自己动手解决文献的问题,比如佛典的翻译年代、作者归属,僧传的史源,古小说的辑佚,乃至石刻史料、敦煌吐鲁番的写本等等。同位素追踪法先以我个人的研究为例,谈谈对佛教文献研究方法的理解。最初我关心     

中國中古史與東亞史的新拓展——童嶺主編《皇帝·單于·士人:中古中國與周邊世界》讀後

<正>近年來,歷史學界青年學者之間流行舉辦讀書班、研究班、聯誼會或工作坊,藉以方便不同學校、不同學科之間的青年學者之互相交流。其中讀書班以某一部經典著作或史料作爲研讀對象,通常有時間期限,讀完後即解散或轉爲其他形式,較有名的如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榮新江先生曾經組織過的長安學讀書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天聖令》讀書班等。~①研究班則並不局限於此,比如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余欣老師組織的中古中國共同研究班,即以中古史爲範     

《大灌顶经》对六朝时期民间巫道的批判及其原因

正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巫道成为佛教的重要批判对象,《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等材料中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学者对此有过讨论。在讨论佛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时,因为在印度佛教传统里,佛教对巫术基本上持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佛教的这一现象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中国佛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就一定是自足的吗?这些批判包括哪些内容?又是基于什么原因?过往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大抵语焉不详。笔者最近对《大灌顶经》进行研究,发现十二卷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S．13624）》评介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Ｓ．６９８１—Ｓ．１３６２４）》评介白化文作为《香港研究吐鲁番研究丛刊之四）．这部书已经在１９９４年７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荣新江教授。评介这部书,可能是在作一件...     

丁玲与《“三八节“有感》史料辩证

《“三八节”有感》一文发表于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后在整风运动中遭到批判,作者丁玲为此受了几十年的苦楚。而围绕此事林林总总的史料,还存在有意无意地遗漏、掩饰、含混的地方,特别是亲历者的回忆录。在进行反“左”防“左”的斗争中,实事求是是最为至关重要的,《丁玲与〈“三八节”有感〉史料辩证》一文给人以这方面的启迪。     

评《六朝道教史研究》

小林正美氏的《六朝道教史研究》 (日文版 ,创文社 ,1990年初版 ;李庆中译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版 )是研究六朝前期道教经典、思想与历史的一部道教学专著。六朝时期佛、道二教开始盛行并深深影响到中国社会 ,这也是六朝隋唐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另外 ,六朝历史文献传至今日者屈指可数 ,而《道藏》中大量的六朝道典则是尚待中古史研究者发掘的另一庞大资料宝库。因而本书无论对于专门的道教学者 ,还是亟欲扩展六朝文献阅读视野的中古史学者 ,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 ,此书又是近十年来国际道教学界颇有争议的一部著作。至今 ,日本…     

《档案与史学》

《档案与史学》《档案与史学》双月刊是由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档案与史学》既公布珍贵的档案史料,又发表研究文章及史实性通俗性作品,具有史料性、学术性、真实性和趣味性。《档案与史学》主要栏目设置有：访谈录、档案架、史料研究...     

《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评介

<正>《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以下简称《论丛》)2012年12月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中的一本,全书35万字,是朱雷教授关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论文精选。作者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师从唐长孺先生读研究生,1962年毕业后留在唐先生创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从事中国中古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作者是魏晋南北朝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方面的     

一部奇异家书——西方学界关于多达《人生指南》研究的启示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即围绕着多达所撰著的《人生指南》一书所展开的持续探讨。该文献对于中世纪史、中世纪文献学以及西方女性史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西方学界对此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历程,并从史料学角度就其对中国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历史研究的一些启发加以阐述。     

全国档案馆馆刊首次协作会在沪召开

全国省市以上档案馆馆刊协作会于1996年6月11日至13日在上海举行,与会者有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上海馆《档案与史学》、江苏馆《江苏历史档案》、北京馆《北京档案史料》、重庆馆《档案史料与研究》、贵州馆《贵州档案史料》、云南馆《云南档案史料》等各主要档案馆馆     

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辨析——兼论曾国藩最后进攻太平军的作战部署

在1964年的那一场“李秀成问题批判”中,罗尔纲先生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遭到“批判”。但这一问题靠那样的“批判”是解决不了的,实际上成了悬案。本文不拟再评论李秀成最后写供词的表现,只想对罗先生提出来的“苦肉缓兵计”进行考查,就有关的史料和史事进行探讨,     

刘知几的史料学思想

关于史料学的思路建国四十年来,学术界对史料的议论可谓多矣。关于对“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的批判,关于史论关系的争论,关于治史道路的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歧,等等,可以说辩论相当激烈。结果呢,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对有关史料学对象的研究也没有引向深入,至今人们还大多认为史料学仅仅是研究处理史料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先人遗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学遗产,可是在我们手中并不曾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问题的症结大概在于我们对史料的涵义以及史料、史学的理解不那末辩证所致。早在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一书里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系统等概念,他把“历史”区分为客观历史和写的历史,又把历史学(广义的)区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狭义的历史学),等     

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

对于《隋书．礼仪志六》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料来源,日本学者小林聪先生提出,其基础是梁武帝天监二年所颁布的“天监二年令”。本文考察认为,隋志记载并非本自梁令,而是以《宋书．礼志五》所记百官印绶冠服制度为基础,并补充西晋泰始令及其衍生着作,以及束晋以降至梁初的各种制度变革综合而成。因此,隋志所记并不能如实反映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由此指出,在利用史料之前,对文本进行史料批判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