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观察:元朝与高丽宗教交流的新变化

<正>有元一代,元朝与高丽由于特殊的"甥舅之国"关系,两国人员往来紧密。以往学界关于元丽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层面(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高华在讨论元代文化史时,提到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认为元朝与高丽两国间的佛教交流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乌云高娃提出在高丽忠烈王、忠宣王时期,元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密切(《高丽与元朝政治联姻及文化交流》,《暨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公主格格下嫁外藩蒙古随行人员试析

满蒙联姻不仅是清朝满蒙同盟、清朝统治蒙古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清代满蒙关系的重要体现。清代皇女下嫁蒙古,给蒙古社会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人口、民族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清代满蒙联姻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有诸多学术论著。本文通过对清代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的封号以及因封号而获得的陪嫁待遇的考察,从而对其随行人员的性质和"陪嫁人户"总体规模做出估算,进而探析这一人群对当时蒙古社会产生的影响。     

元朝高丽进士李穑的“燕客录”——以李穑诗为中心的考察

李穑一生三次来到元朝都城大都：至正八年，他到国子学游学；至正十三年参加元朝科举考试；至正十五年，任职元朝翰林院经历，次年初弃官回到高丽。李穑在中国学习、工作期间，广交科举同年、大都官员和一般士人以及生活在大都的高丽僧人、出仕元朝的高丽官员。这种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他在大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支持。另外，李穑还融入崇尚诗文的大都士大夫群体，李穑的诗作成为其社会交往的媒介以及元朝与高丽政治、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唐与吐谷浑的三次和亲

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将弘化公主嫁给了吐谷浑王诺曷钵,弘化公主是唐朝实行和亲政策以来,嫁给少数民族首领的第一位公主,也是唐朝惟一回过长安省亲的外嫁公主。此后,唐朝又将宗室女金城县主和金明县主分别嫁与诺曷钵的长子慕容忠和次子闼卢摸末,这种世代联姻的现象在唐朝与少数民族和亲的活动中是十分少见的。和亲加强了唐朝与吐谷浑的联系,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13-14世纪辽阳、沈阳地区高丽移民研究

本文探讨了大蒙古国时期高丽降民进入辽阳、沈阳地区的过程,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做了进一步探讨,指出入居辽沈地区的高丽降民主要居住在沈州(沈阳)一带;简略叙述了元朝时期高丽移民进入辽沈地区的各种情况,以及丽、元之间的人口交涉;还详细分析了元末明初辽沈地区高丽移民的三种动向:迁回高丽、留居辽东、迁往扬州。     

耽罗隶元考述

耽罗即济州,原为高丽国属郡。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元军攻占后即行设治,迄止洪武七年（１３７４年）元军被逐,元朝辖有耽罗有百年之久。其间虽有还隶高丽的反复,但元朝一直没有失去对耽罗的控制。本文从元朝设治、驻军及耽罗对元贡赋等方面,考察有元一代耽罗隶属情况,认为耽罗直隶元朝是元朝制约高丽国的手段;元朝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应以１３７４年高丽国攻陷耽罗为标志     

元代的中朝朝贡关系

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在中国历代朝贡关系史上别具特色,其主要特征就是以确认君臣主从关系为核心,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朝贡的礼仪象征性则大为降低。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制度对中朝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     

以姻亲视角看归义军张氏政权的兴衰

归义军张氏统治时期,因各位统治者联姻对象身份的不同,造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结局。从张谦逸时联姻粟特人安氏,经张淮深、张淮鼎时娶妻嫁女与敦煌各大世族建立密切姻亲关系,渐以形成了以张氏家族为中心、各氏家大族互相依托的政治局面;张承奉时期断世族之姻亲,转而联姻于阗公主,破坏了与敦煌世族的密切关系,加之政治上割裂与唐王朝的从属关系,双重因素最终导致持续了66年的归义军张氏政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前期张氏家族与敦煌各大世族建立的姻亲关系值得肯定,后期张承奉舍近求远的联姻政策加剧了其政权衰亡的速度,故以姻亲视角分析其政权从建立、发展到衰亡具有重要意义。     

刘秉忠,元上都的营建者

正提起元上都的营建,刘秉忠是无法绕开的人物。刘秉忠,字仲晦,1216年生于河北邢州(今邢台市),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他曾被忽必烈倚为重臣,为忽必烈取得汗位立下不朽功勋;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他谏言忽必烈"采汉法,以儒治国",提出"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的治国理念,对于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自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元与高丽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便是这种联系的很好的例证。     

千年古道 佛陀之路 藏传佛教从吉隆传入青藏高原

历史上的吉隆,曾为大唐通往天竺的主要驿道唐尼吉遒（其中吐蕃出藏的路段称蕃尼古遒）的重要路段,是古代联系中原和南亚国家文化传播、经济贸易、外交往来甚至是政治联姻的重要通道。王玄策从这里出使印度。赤尊公主．莲花生、阿底峡均从这里入藏,这里还是嘎举派祖师米拉日巴的出生地。历史上,这里贤者云集,名人辈出,可以说,藏传佛教正是从吉隆开始传入整个青藏高原的。     

贵阳“文明书院”今何处

文明书院是贵阳最早设立的书院,存在于元、明两朝,历时约257年,在历史上对贵阳文化教育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文明书院的地址在今南明区市府路15号,即市人民政府迁往金阳新区前的所在地。文明书院始建于元朝皇庆年间(1312年—1313年),由教授何成禄创办。贵州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说:“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元顺元路儒学故址,皇庆间教授何成禄建。今废。”忠烈桥即现的市府桥,因桥近忠烈宫(今达德学校旧址),明朝称为忠烈桥。顺元路儒学是贵阳最早的学校,始建于元朝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文明书院在顺元路儒…     

元代山东与高丽的贸易

文章从社会历史背景、政策、地理条件等方面分析元代山东与高丽贸易的优势,同时根据史料记载阐述元代山东与高丽官方和民间贸易的频繁,最后从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元朝时期山东是与高丽贸易的重要基地。     

西夏、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刍议

10-13世纪辽、宋、金等大国角逐时,西夏和高丽与大国时和时战,纵横捭阖,关系复杂、奥妙。西夏、高丽有类似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西夏、高丽政体有同有异,西夏称帝,高玉称王。西夏军事、经济力量较强,在宋、辽、金各国地位较重,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也较大。两朝都借鉴中原儒学,设科举,但因宋与高丽互不接壤,较少防范,文化交往更加密切。两朝在《宋史》《辽史》《金史》有差不多相等的地位,但从宋、辽、金三史传记看,西夏详于高丽,反映10-13世纪两国在中原大国中地位相近,而西夏又较重于高丽。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其主体民族党项族与契丹人、女真人融汇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中,而高丽经历4个多世纪改为李氏王朝,后发展成为独立国家。     

占卜与元代政治

蒙古帝国时期,萨满利用巫术和占卜鼓动士气、昭示天命,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备受尊崇.元朝建立后,萨满教在蒙古族社会的统治地位逐渐衰弱,而占卜作为蒙古人的传统习俗,对元代政治生活仍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李朝初期对女真的政策

随着元朝被推翻,女真人居住的中国东北和朝鲜北方地区,一时成了权力的真空。李朝初期对女真的政策,恩威并用,积极而谨慎,对女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威慑力。有时虽动武过当,也未对明朝形成更大的刺激,值得研究。一　对女真的争取措施元朝灭亡后,明朝的势力一时还无力接管元在东北的全部版图,只能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洪武四年（高丽恭憨王二十,１３７２）设辽东卫指挥使司、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后,才逐渐开展对女真的招抚和安置。洪武十九年（辛礻禺十二,１３８６）,设立东宁卫,专门管理付籍的女真和高丽人。洪武二十八年（朝鲜…     

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拓展

本文以新的视角,全面考察了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认为,中原王朝与乌孙、鄯善、高昌、西突厥、宁远、于阗等政权的和亲以及辽与大食的联姻,拓展和巩固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原王朝与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政权的和亲,辽与西夏、阻卜、回鹘的和亲,蒙元与高昌、高丽的联姻,以及满蒙之间的联姻,极大地延伸和拓展了草原丝绸之路;中原王朝与吐谷浑、吐蕃等政权的和亲以及以拉萨为中心的吐蕃矛口亲圈,开辟或拓展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和亲对丝绸之路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丝绸之路创造了相对安定的边疆环境;二是和亲双方积极通商;三是和亲传播了养蚕缫丝技术,带动了西域植桑养蚕业的发展;四是和亲公主努力协调双方关系,不断清除丝绸之路上的障碍;五是和亲公主对丝绸之路的监督;六是少数民族首领对丝绸之路的保护;七是部分和亲公主从事商业活动;八是与和亲相关的使团络绎不绝,活跃了丝绸之路;九是中原王朝的大量赐物丰富了丝绸之路。     

高丽政权的自称抉择、记忆筛选与中国认同

一个政权对自称的抉择,反映的是其对现实中自我的定位与认知。"高丽"尽管由"高句丽"而来,却最终变成了"朝鲜"便是由此所决定。王建最初以"高丽"为国号标榜政权的合法性,可统一之后,由于正统来自新罗,又尽力摆脱"高句丽"的记忆与身份意识,而强调自身"三韩"的属性。但有时为了某种利益,高丽人又会对"高句丽"这一历史记忆与身份意识加以利用。高丽人的自称抉择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筛选进行的,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中国认同则是其主要标准。在"历史"力量的影响与现实话语的引导下,半岛政权真的由"高丽"经"三韩"而变成了"朝鲜",成为在政治与文化上高度认同中国天子的一方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