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认同为基 追寻真实为本——对华裔作家张纯如书写的解读

论文从"族裔认同与书写动机"、"追寻真实与伸张正义"以及"张纯如的书写启示"三个方面对张纯如的《蚕丝:钱学森传》、《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及《美国华裔史录》等英文作品的书写脉络进行解读。认为张纯如的英文书写基于大量的口述采访和历史考证,其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价值。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张纯如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深植于心。书写华人相关题材和探求历史真实,构成张纯如书写的两条基本脉络。她试图在文学和历史之间达成某种书写默契,去揭露一些本应被铭刻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被遮蔽了的事实。张纯如不仅是一位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位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     

日本古代古文书学研究的进展及课题

正序言与中国史学不同,日本史学的核心研究方法是古文书学。作为日本史古典派的"古文书学"中存在史料"三分法"的概念,石井进将其分为以下三类(石井进:《"史料论"まえがき》,《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别卷2》,岩波书店,1976年)。1.文书:用于表示发出者向接受者表达某种意愿而书写的文本(古文书学);2.记录:记     

从《世说新语》与《晋书》对东晋道佛二教的不同书写论曲笔

《晋书》与《世说新语》是研究东晋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东晋道佛二教并盛,而《晋书》与《世说新语》各有侧重。《世说新语》崇佛抑道,《晋书》崇道抑佛,其直接原因在于其书写者心目中二教有优劣之分。其淡化或湮没的一方,可以命名为"第二教"。这是另一种"曲笔"。这种现象存在的深层背景在于传统书写中独立的史料意识的缺失,而独立的史料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向现代转型的首重之事。正视第二教缺席的现象,也能给历史研究诸多有益的启示。     

从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看地方志女性历史书写的模式化

方志中的女性历史书写往往使用特定的模式。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记载的贞孝节烈四种类型女性,其身份、行为甚至言论都各自遵循相应的书写模式,以构建出符合官方理学教化标准的历史文本。通过方志中模式化的女性历史书写可以看出,方志作为承接国家意志的地方历史文本,其历史书写中,客观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书写的束缚,只能让渡于现实对于历史书写的需要。而相对于方志中历史书写构建出"历史事实",这种历史书写本身的构建过程则是另一个层面的"历史事实"。     

书讯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副研究员著《〈皇朝藩部要略〉研究》,32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该书是《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的修订版。该书第一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和张穆进行了详细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景及版本进行细节性研究。第三章是对《皇朝藩部要略》的史实考证,主要对"卫拉特"、"厄鲁特"进行了考辨,对内喀尔喀五部中的斋赛进行了史实考证,对外喀尔喀硕垒     

书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副研究员著《〈皇朝藩部要略〉研究》,32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该书是《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的修订版。该书第一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和张穆进行了详细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景及版本进行细节性研究。第三章是对《皇朝藩部要略》的史实考证,主要对"卫拉特"、"厄鲁特"进行了考辨,对内喀尔喀五部中的斋赛进行了史实考证,对外喀尔喀硕垒     

史学精粹

正唐雯:《"信史"背后———以武后对历史书写的政治操控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虽然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对于史官一贯的要求,然而历史被书写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的左右,因为权力需要借助历史来引导舆论、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规训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嫔妃之身登上后位,并最终缔造武周皇朝,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她对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历史的改写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时和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展示了其通过改国史、立丰碑、修唐书等行动来追崇武氏先世,定义李氏前朝的历史过程,表明在佛教、谶纬、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历史书写也是武后宣示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史学精粹

<正>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模式。两种模式均出现于东汉,在随后的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两种模式的出现,除得益于灾异祥瑞思想的盛行及汉王朝对地方循吏的褒崇外,此前已见的"盗贼止息"模式也提供了文本基础。及至宋代,尽管作为其理论背景的灾异祥瑞论发生变化,但两种书写模式仍在宋代以降的史籍中长期存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包括两种模式在内的众多书写模式渗入史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并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生命的力和美:中国西部文学的风景线——《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序

2004年版《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西部文学史,它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空白——全面系统地勾画了20世纪西部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演进过程。初版"序言"结尾这样写道:"2004年版《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是西部文学的进行时,因此,遗漏和局限也会随着时光流逝毕现,但我们追踪的目光不会停止。"时过十多年的再一次大规模修订和补充成书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就是对这一承诺的兑现。来自全国的20多位文学研究者进行了为时三年的修订,将西部文学史的书写时段由初版截止2003年拓展至当下,增加了三章15节16万字内容,还对通篇文字进行修改和补充,把西部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六经”文学论》

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代表的文化经典"六经"的形成,带动了中国古典时代的哲学与文学繁荣,实现了古典时代的思想和艺术飞跃,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趋向。因此,"六经"的研究是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本书作者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在现代学术背景下,从"六经"与"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文学突破、周代礼乐歌诗与雅颂诗篇的艺术形态、"变风变雅"与春秋文学的精神转向、礼典仪式与《尚书》"六体"的文学性书写、《月令》模式的思想意义与中国文学的四时结构、"乐经不缺"与周代音乐经典的体系性构成、《周易》的诗体结构形式与诗性智慧、《左传》与"春秋笔法"的文学超越等方面对"六经"进行了全面的文学解读。     

中国思想史的“历史”与“思想”

正书写、研究中国思想史,有两个东西无法回避,即"历史"与"思想"。所谓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无非有两个,一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思想历史,二是中国思想史构建的思想历史。这两个思想的"历史"涉及到思想产生的历史、思想呈现的方式、思想史书写者所处的历史三个具体因素,需要贯通研究,方     

书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博士著《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一书,已于2009年11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23万字,共分六章,主要对清代著名的边疆史地学著作《皇朝藩部要略》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一章利用稀见史料,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及张穆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     

鲁西奇著《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评介

正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朝代之一,其间许多现象值得关注。鲁西奇所著《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汉书》为切入点,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全书共五个专题:"《汉书》的成立:历史叙述的本原"讨论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帝王之道:成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最初酝酿,是以1928年《民俗》周刊上有关民俗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为起点,经过译介国外人类学派的著作到独立进行思考,当时的民俗学者形成了关于民俗学概论的一些深入认识。经过40年的停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建设之初,民俗学概论的书写在接续历史的基础上取得了收获。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具有建设和规范的意义,包括"生活文化"的民俗定义和民俗文化分类体系都影响了众多民俗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对民俗学的认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之时,现有民俗学概论已滞后于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所以需要及时吸纳在民俗学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经验,使民俗学概论的书写能够与时俱进。     

南陆北汪——陆文夫与美食文化(十六)

正2012年,两位研究生写毕业论文,把陆文夫和汪曾祺,放在一起研究。一位写,《明丽苏北与清隽江南——论汪曾祺、陆文夫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书写》(李艳敏,山东师范大学),另一位写,《社会民情的不同书写——汪曾祺和陆文夫小说的比较研究》(罗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将汪曾祺和陆文夫,放在一起比较,这不是个例,许多学者都有这种思路。比如,王景科、颜水生《新时期乡土散文的美学精神》(《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吴炫《穿越当代"经典"——文化寻根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刘丹《论新时期小说中的"行业情结"》(《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陆娴《浅     

《年鉴》杂志与法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托万·里勒蒂教授访谈

安托万·里勒蒂(Antoine Lilti)早年师从法国文化史学家达尼埃尔·罗什,现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他于2007—2011年期间担任《年鉴:经济、社会、文明》(1)杂志主编,现为编委会成员。里勒蒂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启蒙时代的历史书写与欧洲文化,也对法国当代史学颇有研究。其代表作包括《沙龙世界:18世纪巴黎的社交性与名利场》、《公共形象:名人的发明》等。2016年11月,里勒蒂教授应浙江大学法国史研究中心邀请来浙大交流访问。围绕着《年鉴》杂志近年来的发展脉络以及法国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等问题,本文作者对其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访谈。(2)     

书写公众的历史与公众书写的历史

正公众史学在中国迅速兴起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公众历史的书写中。部分专业史学家意识到"公众历史不能建设成为公众史学,永远难容于历史学"(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故从理论上予以指导,将公众史学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予以重视并出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