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邓子恢“小脚女人”之由来

邓子恢是国际国内公认的农业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即1953—1955年春，在制定农业大政方针和实施步骤上，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观点一致，思路相同。但1955年后，由于最高决策人头脑发热，脱离农村实际，使他的正确主张和意见不但得不到支持和实施，反而成为被批判对象。1955年5月5日和9日晚，毛泽东南巡回京后，两次召见邓子恢，他要改变一个月前同邓商定的“停、缩、发”三字方针，明显透露农业合作化要加速，故问邓子恢：“1957年农业合作化40%可不可以？”邓子恢当然知道统帅的意思，但他想到农…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夏杏珍从１９５６年４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１９６１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     

毛泽东“停、缩、发”讲话历史真相探源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著名的"停、缩、发"讲话现在有两个文本,一个是1955年3月,一个是1955年5月。通过对不同文本的史料真实性、佐证性和连续性进行认真梳理,发现毛泽东1955年3月"停、缩、发"讲话或三字方针在历史档案、当年讲话和相关文件中均无任何记载,存在若干疑点。     

历史的见证

当年康熙皇帝为了“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曾经不远千里四次巡幸巴林右旗。 我们不难看出满清政府为贯彻满蒙和亲巩固北部边疆的方针,真是下了大功夫。     

关于红军西征和宁夏战役的几个问题

1936年5-11月,宁夏境内发生了在中共党史、战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件大事——红军西征和宁夏战役。红军西方野战军所进行的西征,是继红军东征山西回师之后,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所确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所进行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行动。它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

南方局于1939年1月在重庆秘密成立,历经大量发展党员后进行“质重于量”组织整顿、在反共逆流中巩固发展党组织、执行“三勤三化”建“据点”以待时机等时期。在近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南方局不辱使命,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特殊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开展党的建设。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南方党组织越挫越勇、越战越强。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和刘少奇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八字方针 一座丰碑——纪念文物工作方针提出十周年

1992年5月,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李瑞环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简称“八字方针”）。这对于新时期贯彻《文物保护法》,进一步做好文物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文物工作“八字方针”是一座丰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是文物的法规建设相对滞后,也没有完整统一的文物工作方针。1982年下半年,虽然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保护法》）,但文物工作的方针还是不明确。尽管在实践中形成过一些具体“原则”,如文物修缮所遵循的“保持现状或恢复原状”、“保养为主,重点修缮,维持不塌不漏”、“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两利两重”原则等。这些“原则”往往因过于“具体”而难于把握,而且对同一问题的提法不统一,叙述不准确,使文物部门和广大文博干部在工作过程中有时感到无所适从。直到“八字方针”的提出,才使我国文物工作真正走上了既有法律保证,又有方针指导的轨道。“八字方针”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大量的文物宝藏。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实物映照的中国文物世代...     

1957年邓拓为什么“按兵不动”

邓拓一直在观望 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全国上下在积极贯彻。正在这时,以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及其部下马寒冰、陈亚丁、鲁勒四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为代表,表现了一部分人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忧虑。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邓拓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抽象地肯定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具体地却认为提倡“双百”方针后,“有一些文艺刊物上的一些评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     

论1950年代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的"向工农开门"方针,主要是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两项强力措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贯彻实施这一方针。1955年后,这一方针一度改变为强调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这一方针对于培养新中国第一代新型工农知识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不公平、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等消极因素。     

“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年

建国初期,我国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学习苏联,其极端做法导致教条主义至滑稽的地步。为扭转这种情况,1956年毛泽东提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知识界带来了春风。“双百”方针提出后曾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于是毛泽东又于1957年初再论“双百”方针,使之得以贯彻执行。然而好景不长……     

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研究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研究中,关于这一方针提出的时间及方针是何时公开提出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中是否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提出时间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经过梳理史实,"和平解放台湾"方针是周恩来1954年12月初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的;在党内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是刘少奇,在国际会议场合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是郭沫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中并未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但他在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表达过中国和平解放台湾的立场;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周恩来于1955年12月23日接见应邀来访的以布兰敦为首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及其随员时提出的。     

青纱帐里的游击战——冀东抗日记事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已无力再作大规模的正面军事进攻,而是加紧敌后“扫荡”和经济侵略,以巩固其统治。国民党蒋介石早就吓破了胆,他们不敢打日本,却把我党视为眼中钉,搞所谓“军事限共”、“政治限共”,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为了争取时局的好转,我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积极发展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     

跨入政协工作发展新阶段——回忆贵阳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

贵阳市政协正式成立于1955年3月,全今已50周年了。市政协成立后,从1955年至1966年,历经四届,在中共贵阳市委的领导和省政协的指导下,广泛团结贵阳市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围绕全市中心工作,进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福建的重大活动（下）

1941年4月,日军为了切断美,英援蒋的补给线,完善华南方面的沿海封锁,巩固和扩大台湾海峡这一重要战略交通线两侧的“安全范围”,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作准备,派兵进攻福州。由于国民党执行“有限度的抗战”方针,招致军队精神涣散,国民党驻福州及周围地区的陆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百军等部队虽然作了一些抵抗,     

关于“双百”方针的历史思考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陆续提出来的。为什么要在50年代提出这样一个方针呢？这是与当时中国实现了社会的伟大变革以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分不开的。实际上这个方针的提出过程是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同步进行的。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一方面我们党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向,制定一个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方针;另一方面在科学领域、文化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当时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不以一个正确的方针予以指导,就不能解决这…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回忆50年前的武汉"青垦队"

武汉“青垦队”是武汉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简称,组建于1955年11月,至今已50多年了,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特殊情况下组建的。1955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伟大号召。于是,团中央决定在北京、上海、武汉三个城市先后动员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共青团武汉市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

190 2年 ,康有为深情表白 :“以我之愚 ,窃爱大中国 ,爱一统 ,若其为印度焉 ,分为众小以待灭 ,此则我之愚 ,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他以“大中国观”反对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 ,导发了一场思想大论战。通过论战 ,革命派接受了“大中国观”,清算了“民族复仇”、“满汉分治”、“特法治满”等错误主张 ,放弃了有严重负作用的“驱除鞑虏”口号 ,形成了巩固中国统一、体现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方针     

两张康生的水墨画

<正>我是1960年入学上海出版学校美术班的,和同学一起读了两年书,到了1962年7月底,学校遵照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有关部门批准“决定停办”。校长即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老师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宣布：“学校安排美术班十名同学去朵云轩报到实习,两年后考试合格者予以毕业。”9月1日,我们到衡山路237号朵云轩人事科报到后,先去青浦参加农忙劳动半个月。回到单位实习的第一年,我和两名同学被安排在二楼朝南光线好的刻版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