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

1959年,赵树理54岁,在这之前,他一路顺利,被誉为文坛的“旗帜”。那一年,他从北京到省里、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酿成“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赵树理     

论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文章,更是不胫而走,曾启迪了连续几代青年人。有人甚至说,“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早年毛泽东也在这一庞大的行列之中。     

怀念报人李炳泉

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同志,在他刚刚年满80周岁之际,不幸因病不治去世。这篇文章是他生前病中最后的遗作。文章写的是他的同事、在北平和谈中作为地下党代表起过重要作用的李炳泉同志。“文革”中,这位地下工作者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于非命。现将这篇遗作发表如下,表示对他们两位悼念之情。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个人——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是王稼祥同志为纪念我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而撰写的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章,发表于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胡耀邦同志在《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一文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他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个人”。     

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

1959年,赵树理54岁,在这之前,他一路顺利,被誉为坛的“旗帜”。那一年,他从北京到省里、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章酿成“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这个寒冷冬天的印象,郁结成赵树理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     

《神助拳》揭帖与平原义和团——兼与张守常教授商榷

前读张守常教授的论文《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① ,颇受教益。他在文章第一段就指出 ,“这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篇幅较长流传很广的一件揭帖” ,“是义和团揭帖中最重要的一件揭帖。”② 我十分赞成张教授的这一提法。张先生在此文中收集了这一揭帖的七种不同传本 ,并进行了整理 ,还对其缘起、流传和内容作了简要说明。特别是他对这一揭帖的综述 ,高屋建瓴 ,启人茅塞。他说 :“这一揭帖产生于正定 ,向西传入山西 ,向南传至直鲁交界地区 ,向北传至京津地区 ,正好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期的主要地区 ,可以想见这一揭帖在义和团运动中所起…     

鲁迅的西北之行

在有关鲁迅的文章和鲁迅自己的文章中,很少能见到关于他在西北的活动记载,他也仅在杂文《说胡须》中偶尔提到在长安的一段经历。事实上,鲁迅在1924年夏季曾经赴陕西作过近一个月的讲学,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西北之行。 民国后,陕西兵连祸结,岁无宁日,旧学难以重光,新学无从输入,被视为文化落后的区域。1923年河南籍军阀刘镇华取得了陕西的统治权,在他督陕后,为了炫耀其“文治武功”和“礼贤下士”,于同年的夏季,以陕西省教育厅和国立西北大学的名义,筹备了一次暑期学校,邀请南北学人名士来陕讲学。特别是在这一年秋冬之际,请来了“当世文圣”康有为,康有     

说“虹”道“霓”

文章从“虹”和“霓”的字形、语音，彩虹的异名等角度，探讨了彩虹为何得名，为何会形成彩虹禁忌，以及彩虹禁忌在历史和现代各地的表现这几方面的问题，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华文化中彩虹意象的认识。     

建国后的黄克诚

今年国庆节恰逢开国大将黄克诚诞辰100周年。我们的老首长黄克诚被尊称为“黄老”。比他年长的毛泽东主席,也爱称他“黄老”。众所周知,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因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作法被打成“反党集团”,并传达全党,指令批判;1981年,他发表的《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文章传遍天下,有口皆碑。虽然这是发生在     

汪曾祺作品的诗意哲学

汪曾祺的文字是温暖的,这种温暖源于他生活中的诗意哲学。以苦作乐的哲学。汪曾祺的一生有许多不幸,这些不幸在他看来都充满诗意。他打成右派后,在昆明纱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呆了四年,前两年扛过八十公斤重的麻袋粮,干得最多的是喷“波尔多液”农药。后两年是在研究所打杂,主要是与马铃薯打交道,画《中国马铃薯图谱》,还写了许多与马铃薯有关的文章,俨然一个研究马铃薯的专家,过年时还带着自己种的马铃薯回家,与家人共尝。那四年,他与当地的人非常亲近,相处很好。他认为,在纱岭子这几年,对他确立今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汪老的人生平淡、传奇而又充满诗意,在这充以苦作乐的诗意人生中,他写下了许多充满诗意的文章。     

历史深处的一点遗憾

毛泽东同志在他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曾批驳了四种观点：“你们一边倒”、“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要做生意”、“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文中,毛泽东批驳的意见早已众所周知,并且后来系统化而成为建国初的施政方针。但这些观点的提出和背景却不大为人所知了。     

从陈独秀的一篇文章看近代中国民主思潮的特点——读史随笔

一篇“举世怪骂”的文章人们都知道陈独秀因创办《新青年》而成为当时毁誉交加的人物。在此之前,他已有过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举世怪骂”。这篇文章就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甲寅》杂志发表的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这是一篇在陈独秀前期思想研究和“五四”民主思潮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文章。全文四千五百字,主要讲了这样四点意思: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引黄工程的关注与支持——引黄工程的历史记忆（二）

1990年1月18日至2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他在仔细听取了关于引黄入晋的汇报后,一再强调：“一定要把引黄入晋的事情办好!”山西的这件大事,他始终记在心上,几年以后,他在看望出席全国八届人大和八届政协第一次会议的山西代表和委员时,高兴地说：“最近中央和国务院已批准引黄工程啦！”接着,他又叮嘱大家说：“引黄入晋,这件事一定要高标准、高质量地搞好!”     

汪曾祺作品的诗意哲学

汪曾祺的文字是温暖的,这种温暖源于他生活中的诗意哲学. 以苦作乐的哲学.汪曾祺的一生有许多不幸,这些不幸在他看来都充满诗意.他打成右派后,在昆明纱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呆了四年,前两年扛过八十公斤重的麻袋粮,干得最多的是喷“波尔多液”农药.后两年是在研究所打杂,主要是与马铃薯打交道,画《中国马铃薯图谱》,还写了许多与马铃薯有关的文章,俨然一个研究马铃薯的专家,过年时还带着自己种的马铃薯回家,与家人共尝.那四年,他与当地的人非常亲近,相处很好.他认为,在纱岭子这几年,对他确立今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汪老的人生平淡、传奇而又充满诗意,在这充以苦作乐的诗意人生中,他写下了许多充满诗意的文章.     

读者来信

贵刊今年第3期刊登了原国民党军队士兵王鼎钧的文章《解放军何以席卷江山》,文章中称“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据我所知,我军自建军以来,无论是红军时代、八路军和新四军时代,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时代,都没有“营指导员”这一职,而只有“营教导员”或“营政委”这一职。我以为,由于作者当时在我军队当“俘虏”仅15天的时间,他是不可能弄清楚我军“连指导员”与“营教导员”其中区别的。我作为曾经的一名军人和贵刊的忠实读者想说明这个问题,即我军不存在“营指导员”这一职。     

真骨凌霜 高风跨俗——王明亮和他的大写意花鸟画

当今风风火火的中国画坛,接连不断的大展、大赛,一些个人画展、画集不时地拥入你的视线。而大多画家的作品却未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有这么几张画,你看后便会印在记忆里,抹不掉也挥不去,这是画里有了灵魂、有了思想,于是打动了你的心弦,刻骨铭心。有这么个“老头”,如果你和他擦肩而过你很难再想起他,但只要你和他说上几句话,你就会发现这可是个有“个性”的主,如果你再和他深谈下去,你会觉得他是个与众不同,有些怪诞、冷漠,甚至疾恶如仇、不满流俗,且又带有几分刚毅和沧桑情调的画家。这就是我和天津画家王明亮第一次交往的印象。王…     

曹操与《内戒令》

几百年来,大约因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曹操被诬为“篡逆者”,以致于他在戏曲中的形像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他在《度关山》一诗中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一生一贯奉行的准则,并专门为此颁布了《内戒令》。     

为北平和平解放城内城外奔波的李炳泉

今年是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兴奋激动,但又不禁黯然神伤,因为我的爱人李炳泉──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曾于1948年冬,受党委派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敦促傅作义将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做出了贡献,然而在“文革”中,竟被横加“叛、特”罪名,遭“四人帮”迫害。“四人帮”诬陷他“是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和谈中为国民党效命”,致使他含冤自戕身亡。今年是炳泉不幸逝世的29周年,是他诞生的80周年。他的冤案虽然早已平反昭雪,但在许多报刊文章中,对炳泉在和谈中的身份…     

“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试析《老人与海》主人公性格的新寓意

《老人与海》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这这部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与“厄运”搏斗中表现出超凡耐力和坚毅勇气的“圣地亚哥”,生动地刻画出一个“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硬汉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现如今,这种性格有其新的内涵,文章回顾了这部经典小说的故事情节,分析了人物性格特征,并阐明了这种性格的新寓意。     

王芸生在《大公报》

一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议政”的传统,当然也是他参与掐断了这一传统。他的文字热情洋溢,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说他的文章“长处是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陈布雷夸奖他的文章“得张季鸾十之八九”。重庆时期,张季鸾在读了他写的一篇社论后由衷地赞赏说:“我要写也不过如此!”无党无派的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