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荣宝斋两次接待朱德

正据荣宝斋职工们说,朱老总曾来过荣宝斋很多次,而我(侯恺,曾任荣宝斋党委书记、经理)见到他并接待他的仅有两次。第一次我见到朱老总大约是在1953年秋。当时的营业科长跑进来告诉我说:"您快去看看,在前边营业厅浏览的人好像是朱总司令。"我马上到前厅跟随在朱老总的身旁陪同他参观。他好像看出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说:"人家这字写得真好。"当他走到陈设文房四宝的柜台前,指着墨盒、砚台、毛笔等问我:"这些都还有生产吗?"     

大别山区战梅毒

我于1948年自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来到南京工作。1949年6月中旬，河南大学校友刘继武携干事罗振芳代表皖北军区卫生部，赴江苏招聘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我和阎凤仪、郑承钧、韩宗本、朱兆和、赵庚申等一批同学欣然应聘来到安徽。我被聘为皖北军区卫生部直属医院内科主治大夫，负责内科的全部诊治工作。1950年人民政府接管了美国人柯普仁于1898年创办的合肥基督医院，因为工作需要，1951年我随皖北军区卫生部苏书轩部长由部队转入地方，调入该医院任内科主任。此后，该院逐步发展、扩充，1953年改制为安徽省立医院。时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王军，对我的业务水平和为人处世十分了解，信任有加。他经常勉励我，要大胆工作，加强对全科业务技术和行政工作的领导，从而使科室工作得以不断进步。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创建纪实

1967年3月初．一列军用闷罐车载着第一工区千余名人员去晋西北建设新的基地。我被任命为工区(师级单位)政委、党委书记。我们从第20试验训练基地即酒泉基地出发．经兰新线、包兰线东行。车到呼和浩特站．被“红卫兵”卡住了。他们认为是私自调兵．不放行．经再三说明原委就是不行，     

和李德生同志的一次叙谈

1983年严冬,我率领“八一厂”第六摄制组主创人员去东北抚顺,为准备拍摄一部改造日本高级战俘的故事片《再生之地》采景。火车到达沈阳后,我们到军区短暂休息,然后再由军区派车把我们送往抚顺。     

听杨小佛先生谈旧闻轶事

<正>在《世纪》主编沈飞德先生的微信上，得知杨小佛先生已驾鹤西去，享年105岁，我眼前立刻浮现出杨先生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我每次走进他家，杨先生总是说：“小丁，来了，坐，想吃什么？”我就会不客气地说：“随便吃什么都开心！”于是他到后面的厨房间去冲咖啡，我闻到咖啡香，马上跟了进去，抢过杯子，连说：“我来，我来。”     

祥和的安伯 崇高的安伯

1973年夏天，我作为《中国画报》（国内中文版为《人民画报》）的代表参加中国外文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月余之后，返国时路过香港。接待单位新华社香港分社委托亚洲贸易公司廖安祥经理出面接待，并协助代表团成员购买一些物品。团长指定我随同廖经理到市上为大家选购廉价手表。     

我跟校党委书记拍桌子

1982年3月,我的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来泰安讲学。作为他的学生,我设家宴相请。席间,钱先生笑着对我说:“1957年反右时,你作为一名学生,居然敢跟党委书记常溪萍拍桌子,好不简单啊!”我为什么会跟党委书记拍桌子?拍桌子的举动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得从我的     

与李时珍文化结缘四十年

<正>1982年10月，我从蕲春县一所农村高中调到县戏剧创作室。报到当天，文化局局长段茂松和副局长梁婉华就找我谈话，指定我去编辑《李时珍的传说》一书。我与李时珍文化的四十年情缘就此种下，此后编书考史、文保申遗，四十年来对李时珍文化热情不减，初衷不变。     

抗美援朝岁月追忆

我是1949年6月到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工作的。1951年6月下旬,总社从各总分社抽调一批同志去支援志愿军总分社,并且指定华东总分社要调4名干部。那时,全国爱国主义热情高涨,能亲自去前方参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是极大的光荣。华东总分社有不少同志提出申请,最后周沙尘、刘有铎、丁德润和我的申请得到批准。     

卢沟桥事变琐闻

我祖籍是河北省献县西城镇(现西城乡)杨家村.从小在家就读,1936初考取北平宪兵教练所.从此,离开老家步入军队行列. 1936年底,训练期满,我被分配到北宪兵第四大队第十三中队服役.十三中队的防区是平汉铁路的北平西站至长辛店车站,队部设在长辛店.中队长刘焕然中校留我当文书,我要求到分队去见习.刘队长同意后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到宛平县分队去专负责监视日军行动,并指定每天和丰台邹祥麟分队长联系.我就带着这项特殊任务到宛平县分队当了一名特殊宪兵,使我亲睹了卢沟桥事变的真实情况.     

何震 熊市中笑傲江湖

“市场悲观、股价走低的时候,正是我的好机会”若列举最近几年中国基金界的“明星经理”,何震当属极为耀眼的一个。他坐镇广州,掌管着广发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两大基金——“广发稳健增长”和“广发策略优选”,前者的业绩在2005年同类基金中位列第一,后者以184亿元创造了2006年上半年基金发售的新纪录……     

护送“五老”赴延安

1943年初,我被抽调参加护送5位老同志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那是一段难忘的历程。 那年,我在晋察冀军区警卫大队卫生所担任护士长,住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镇。2月的一天,大队长马龙同志(解放后任北海舰队司令)通知我说:有一项任务,要求有战斗经验,能吃苦,不怕死,对党忠诚的同志去,现在派你去。我迅即赶到住在阜平的军区     

堆雪人

正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拉开床帘,一片雪白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马上跑去跟爸爸说:"外面好多雪啊!要不我们去堆个雪人吧!"爸爸说:"可以啊,真是一个好主意!"我听了爸爸说的话马上跑出了家门。站在雪地里,仿佛来到了一个雪白的世界。我们先在雪地上滚了一个大雪球来当雪人的身子;又滚一个小雪球来当雪人的头。之后,我们拿来两个扣子当雪人的     

学生罢课,帮老师讨薪

正1947年春天,困守山东枣庄临城(今薛城)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第九十七军已被我人民解放军鲁南军区的部队形成战略包围,1万多人马在临城修起了土围子,晚上龟缩在围子里,白天便到附近的游击区去骚扰。城里的人出入都要凭身份证,周围的村民再也不能到临城来     

在冀中军区的战斗岁月

正1940年9月我与高存信在延安结婚后,随抗大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挺进晋察冀地区。一到晋察冀就遇到敌人大扫荡,我们就跟敌人转圈打埋伏。反扫荡之后,我们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转达的中央指示,东干队先到冀中军区分配工作。东干队队长张学思当即向全队作了宣布,并进行动员。大家一致拥护,愿意到平原上参加实际斗争。于是我们即准备过平汉路,到冀中军区去。平汉路虽处于平原地     

任弼时关心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

1946年夏,晋绥军区机要训练班学习的30多名青年来到延安杨家岭。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成正荣）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工作。当时负责特会科的赖祖烈同志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特会科暂由曾三同志负责。     

我在人民政协的所经所见(上)

北平春来早 1949年1月,我还是华北大学的一名学生。正在欢度春节,我们的秧歌队,在“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声中,兴高采烈地沿着正定古老的城墙扭到西门,突然学校派人来找我,说成仿吾校长有急事要我立即回学校。 校长办公室,已经坐着好几位同学,成老以无比兴奋的声调说,现在北平马上就要解放了,组织上决定派你们回北平,向中央     

贺龙的文艺情结

我是贺龙元帅麾下的一名文艺兵,我们大家都亲昵地称他为贺老总。我从1939年起就一直跟随着贺老总转战南北,直到“文革”前夕。“英灵虽已逝,恩泽万古长。”每当我回忆起贺老总,他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初见贺老总1939年深秋,我从晋察边区“抗日人民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文化工作团”奉调到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工作。记得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战斗剧社的政治指导员王可(后更名王克,全国解放后历任广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事体育学院院长等职)骑着一匹老黄马来到二分校办理调我的手续和接我去剧社。当时我们住…     

声音

<正>冯玉祥1930年春,在蒋、阎、冯、李(宗仁)中原大战酝酿时期,孙殿英看到反蒋势力强大,有意去依附阎、冯。有一次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冯玉紧握着他的手说:"殿英老弟,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盗东陵)。"     

红色窑工徐海东

正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