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60年前照片引起的回忆

60年前,举国上下庆祝八年抗战胜利的一天（9月3日）,父亲宋成志带着我和弟弟（汝正）,到家乡浙江临海当时最有名的照相馆拍下这张照片。照相前几天,父亲对我们讲了许多打鬼子的故事,我们都很开心,父亲就说：过几天带你们去拍照,照相时也要这样笑。我牢牢地记住了。可是到了照相馆,看到许多陌生人看着我们拍照,摄影师一个劲地说：笑!笑!觉得又紧张又难为情,怎么也笑不起来。     

程子华之女:父亲将董存瑞树为典型

父亲1991年离开我们,转眼20多年过去了。6月20日是父亲的诞辰,在这一天缅怀父亲,心中更加崇敬。我退休前曾任昆明市的副市长,和平年代单纯做行政工作,与父亲在战争年代、经济建设年代所面对的艰辛和挑战简直没法比,因此,更加感到父亲那一代人精神的可贵。从爱国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我的父亲程子华,1905年出生在山西运城解州县,这里是"武圣人"关羽的故乡。父亲本姓苏,由于他的姨妈没     

永远的思念——任远志讲述父亲任弼时

正父女一生相惜,4年3个月16天。这是谁用心记下的时间?这是任弼时长女任远志记忆中的父女相遇时间。"我从认识我父亲到我父亲去世,一共有4年3个月16天。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到一年,真是太少了太少了。"在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任远志微微抬起头,略显湿润的眼神投向了家中柜子上一个印有任弼时头像的陶瓷盘上。     

我在苏联的青少年生活

奔赴远方我的家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在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边。我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生活。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又是小脚,没有生活自理能力,非常贫穷。我常常问母亲,我的父亲到哪里去了,她只是暗自垂泪。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亲陈昌浩当时参加了革命,是红军中的一个高级指挥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到处搜捕我们。当时在家乡实在危险,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和我,躲在武汉一个亲戚家。1937年的一天,我父亲突然出现了,那一年我9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呆呆地看着他,觉得很陌生,没有多…     

行囊深处念将军

<正>01认识开国少将王集成,是43年前的事了。1981年4月,我和姐姐踏上绿皮火车,一路向北,这是从小长到大第一次去北京,那时候的列车开得慢,在车上待了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刘俊在中央政法干校学习,我们去看望他。他当时任安徽省当涂县公安局党委书记。父亲在北京站接站,之后把我们安排在北京的姑妈家。姑妈在轻工业部工作。第三天上午,我和姐姐坐公交车在军事博物馆站下,来到中央政法干校。父亲宿舍楼前停着一辆白色轿车,穿着军装的司机在等着我们。原来,父亲是要带我们去见一位部队的将军。     

父亲的革命引路人吴焕先

大概是1969年夏天的一天上午,父亲程坦工作的单位介绍一名上访者到我家,要求父亲证明他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员的历史。来人50多岁,宽肩膀,鹰钩鼻,身高一米八以上,留着半尺多长的络腮胡子。他是甘肃省南部兴隆镇回民地区某基层单位的领导,“文革”中有人检举他是走资派、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问明情况后,我请他进院与父亲见面。他与父亲一见面,犹豫片刻,两人的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好长时间没有分开。来人激动地说:30多年啦,今天总算又见到你了。1935年七八月间,在甘南回民地区,我父亲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并负责民运工作,发展了一…     

浅谈新时期政工干部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政治思想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我党的政治优势,也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排除万难,克敌制胜的法宝。当前面临的形势是社会一变千里,一天一个样,能否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准确无误的做好新时期我党的建设工作,不仅关系到我党的发展大计,更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腾飞大计。     

白菜包子

大概有那么两年的时间,父亲在中午拥有属于他的两个包子,那是他的午饭。记忆中好像那是80年代初期的事,我和哥哥都小,一人拖一把大鼻涕,每天的任务之一是能不能搞到一点属于一日三餐之外的美食。父亲在离家30多里的大山里做石匠,早晨骑一辆破自行车走,晚上骑这辆破自行车回。两个包子是他的午餐,是母亲每天天不亮点着油灯为父亲包的。其实说那是两个包子,完全是降低了包子的标准,那里面没有一丝的肉末,只是两滴猪油外加白菜帮子末而已。父亲身体不好,那是父亲的午饭。父亲的工作是每天把50多斤重的大锤挥动几千下,两个包子,只是维持他继续挥…     

抗日洪流中的父亲 张于道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许多爱国热血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我们的父亲就是这其中的一员。父亲张于道,字南明,1911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新场镇(现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的大户人家,家境富裕,而父亲又是大家族中的长房长孙,父亲名下的"长孙田"就有近千亩,父亲是含着金块出生的。     

马克思怎样做父亲

马克思是一位深受孩子们爱戴的仁厚的父亲。他的小女儿爱琳娜曾经说道,"父亲是我们最理想的朋友和最可爱、最愉快的同伴"。在家庭生活中,马克思从不摆父亲的架子,与孩子始终保持着平等的父子关系。游戏是孩子们的天     

张之江南京烧鸦片

张之江先生是我父亲郭长生(人称:“郭燕子”)的挚友。1928年张是中央国术馆的馆长。聘请我父亲到中央国术馆任教,后又被选派国民政府外交部兼任国术教官。 1947年秋,张之江担任天,津国立体专校长,通过我父亲介绍,我到国体上学,当时是五年制师范班(初中毕业考入),这时有机会经常到张校长那里     

盘仔找妈妈(瑶族)

从前,我们瑶山有一个小孩,叫盘仔。生他那一天,母亲就不在了,全靠父亲一人抚养。父子俩相依为命,苦度日子。转眼间,盘仔长到十三岁了,也有些懂事了。他听本山寨的一些人跟他说,他母亲不是凡人,是天上的仙女。自此,他更加思念母亲,常跟父亲吵着要见妈妈。父亲见儿子太想念母亲,心里十分难过,只得对儿子讲出了真情: “那是在十多年前的一天清晨,我到森林里去打猎,在追捕一群鹿子时,射伤了一只梅花金鹿,它突然说起人话来,说只要我不捕杀它,它愿意领我去寻找一个漂亮的姑娘做妻子。我答应了,随着金鹿到了一个小湖边,金鹿叫我躲藏在     

三儿救妈妈(怒族)

很久以前,有老两口,他们有三个儿子。一天,父亲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要他们到外地去读书,说:“老大读一年,老二读二年,老三读三年,不到时间,不要回来。”三兄弟照父亲的嘱咐,读书去了,家里只剩下两个老人。有一天,住在江西的一家亲戚嫁女办喜事,请两个老人去作客。第二天,两个老人来到怒江边,准备划船过江。正划到江心     

逃离虎口

1947年,我是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的学生,我父亲梅龚彬则是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我们全家都住在当时广州中山大学的所在地——石牌。当年5月,全国各地追随北京掀起了以反对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5月30日,广州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决定疯狂进行镇压。他们认为我父亲是这次群众示威游行的幕后组织者(事实上,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第二天凌晨,国民党特务和军警闯入石牌,到我家逮捕了父亲。正当我家陷入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些进步学生,他们听说国民党特务到     

新天府煤矿的诞生和发展

1984年秋,我和二姐卢国仪因事分别从成都和南京到北京去。一天下午,我们去看望了父亲的老朋友孙越崎老先生。孙老1893年生于浙江省会稽县(今绍兴市),留学美国,曾担任天府矿业公司总经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解放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大众的哲人——我的父亲艾思奇

我的父亲艾思奇离开我们已经46年了。那年,我21岁,刚考上大学就生病在家,心想好不容易能有机会跟父亲交流了,而他却在这时突然离我而去。在这之前,我小学读书是住校,后来中学回家住了,     

父亲的爱

那时父亲远在他乡,一年回来探望我们一次。回来时往往是搭乘深夜过路的火车。我就要竖起耳朵听。我们一年到头通信,信里父亲会告诉我他回家的大概日期,此后的日子是在倾听中度过的。因为父亲会从县里的火车站坐着屁股冒烟的突突响的小三轮,乘着浓浓的夜色赶到我们家门口。他提着黑色的行李包,轻手轻脚绕到窗户边——那么多个熄了灯的窗户,他必须准确找到我们家的那个,轻轻地敲玻璃:笃、笃、笃。我听到他叫我的小名:伊莲,伊莲。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     

摄影家沙飞与白求恩

父亲沙飞一生中最珍贵的物品有两件,一是他为鲁迅先生所拍像片的底片;一是白求恩大夫临终时赠送给他的一部柯达照相机。父亲去世后,我们将这部相机捐赠给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白求恩大夫喜欢摄影,他是带着这部柯达相机和胶卷于1938年6月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开始,白求恩无法冲卷印片。当他结识了我的父亲沙飞——人民军队的第一     

在伪满军校反满抗日

正1921年农历八月初二,我出生在营口市盖平县(今盖县)的于家屯村。7岁上学以前,有一天我三叔拿了一张画让我看:一个人穿了一身子长虫的衣服。我数了数,一共21条。三叔就告诉我,这是21条不平等条约,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孩子你不能忘记。我父亲是放柞蚕的专家,有我     

漫漫寻乡路 浓浓故乡情

正我是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囝仔",但骨子里流着有湖北人的血脉;也就是俗称的"外省第二代"。从小父亲经常对我们谈起大陆家乡的情景,父亲离开家乡几十年,唯一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一定会回到老家,要好好建设老家";但是老人家始终没等到这一天,就在1987年开放两岸探亲没多久父亲就过世了。从此,对"家乡"渐渐淡忘,加上身份证籍贯栏改成出生地后,对于"祖籍""哪里人"变得更是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