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集外集》编后随想

编完书稿后,多年积下的一些疑问,几乎都拥上心头。这既说明我的认识能力不强,也说明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不容易。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师说》中说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我的“惑”,是从如何结合现实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产生的。“解”,最重要的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为师。此外,学有专长的众多专家学者,也可以助我解惑。这些年,为了解惑,我读了不少有关著作,确实从中获益不少,但“惑”终未得“解”。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认识——以《共产党宣言》为理论视点

从《共产党宣言》的有关内容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明确理论对象具体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问题。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正确实现《宣言》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思想。     

《群众》周刊与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理论刊物,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的回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展示,担负起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重任。《群众》周刊为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灵活多样、贴近实际的传播方法,如借助纪念活动刊发纪念文章、理论推介与理论交锋并举、通过刊载广告推介进步书刊、通过开辟读者信箱解疑释惑。《群众》周刊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有效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塑造了中共领袖群体的形象。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真正诞生地－－研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形成自己世界观的一部关键性作;它是马克思第一次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因此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轮廓;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起源地。     

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笔谈——高扬唯物史观理论旗帜的20年

20年前,《史学理论》的诞生,是中国史学界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全面和系统地探索史学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史学理论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首先是理论上的成就。1924年5月,李大钊著《史学要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坚实基础。本期发表几位学者的笔谈,意在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这是对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最好的纪念。[编者按]     

《人的哲学论说》序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上承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先声,下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潮是人的重新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复兴。历史的灾难,常常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引发全民族进入一个反思的年月。     

杨献珍与《小二黑结婚》

众所周知,杨献珍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研究、宣传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勇敢批判。但世人对杨献珍的美学思想,对他给予学家赵树理的关爱与支持,对他在赵树理创作和出版《小二黑结婚》所给予的帮助及所起的关键作用,却知之甚少。     

在《纲要》课中怎样讲好“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在高校中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目的,就是要让在校大学生深刻理解“三个选择”,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读懂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强化国情和责任意识,树立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在“三个选择”的讲授中,讲好讲透“中国人民是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是讲好“三个选择”的首要条件。而讲清楚“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对于帮助学生理解这一问题至为关键。     

年鉴编纂与时俱进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观点,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应贯彻这个思想,体现这个品格。年鉴事业当然也不例外。本通过对国内出版的数百种年鉴的研究,针对其存在的共性问题,围绕年鉴的性质、功能和特点,试图对新世纪地方综合年鉴的办刊宗旨、方针、职能和目标,以及编纂机制及其所包含的相关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近十年来《共产党宣言》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共产党宣言>出版和传播的研究,对其文本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以及对<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成果的关系的论述等方面.但有关这个课题的研究始终是一个博大精深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二轮修志应有《文化产业志》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尚无“文化产业”这个词条。1988年,北京市研究部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问题,“文化产业”这个概念首次出现。2004年1月,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给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     

正视·总结·继承·发展——2007年高教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理论特色

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具有鲜明的文化发展意识、民族发展意识、史学批评意识、历史总结意识和自觉的会通意识等特点。该书的面世不仅有助于推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和历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意义和发展趋势,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进入21世纪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最新研究和解读。     

不可全信的地图

为什么相信地图？也许不少人和我一样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不仅没想这个问题,如我者往往到一个陌生地方,基本是迷信地图的正确。就因为地图是某个权威部门出版,却忘了制作地图的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人总会犯错误,作地图者当然不例外。     

马克思捍卫新闻出版自由

文革时毛泽东号召通读马列六本书。改革中邓小平提出“老祖宗不能丢”——他说的“老祖宗”,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读马恩原著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一版共50卷;第二版为70卷,约3200万字,正在陆续出版。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理论渊源和文化研究传统的双重考察

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具体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歪曲,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的新体系、新发展。本期发表五位学者的笔谈,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积极参与。     

对明代中葡关系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

China是外来词,还是汉字音译?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Cathay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这个词一直在困扰着中国学者,而“地理大发现”初期的西方君主,也对China与Cathay之间是否有关系感到迷惑。一些外国人为了强调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最初十年就到了澳门,竟将与蚝镜并不相干的Oquem(福州)扯在了一起,并且误导了部分中国学者。明清史料所载澳葡议事会“西洋理事官哆”、“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哆”,即“哆”,究竟是人名还是官名?是Vereador的音译,还是Procurador(检察官)的音译?此外,《明史》所载“哑诺归氏浮海求贡”,讲的是哪一位葡使?“佛郎机传”中的“佛郎机”是什么?它与葡萄牙、葡萄牙人、欧洲人及西方炮铳有什么关系?此外,《明史》中还存在将葡萄牙船号、官名误记作人名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史书记载错误或失实之处,在参考中外文献基础上作认真的辨析和考订。     

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点认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大众化这一伟大工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以及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项新的历史任务和课题,笔者在这里谈几点认识。     

人的依赖、独立与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解读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是一种辩证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好载体与充分显现,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问题方面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多重思考的理论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高概括。它高度关注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但其实现却是建立在物的充分发展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始终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     

试解“共产主义”之谜

近代,主要在西方,共产主义的幽灵并未消失,各种的人提出各种共产主义或近似共产主义的概念。我在这里要谈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自《共产党宣言》问世直到苏联垮台,世人对共产主义始终一则以惧,一则以喜。但是究竟何为共产主义,无论惧者喜者至今仍多迷惑不解。无怪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提出,对“共产主义”一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待能够确切地表达它时才用它。     

为胡适辩诬——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问题与主义”的再认识

在四十多年前的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中，理论界曾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中国标本，大申讨伐。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两点最为突出：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中国式的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二，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