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1976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追记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成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长期在政协学委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主要负责同大家联系,作学习记录,以及整理简报等工作,因此,同这些非中共的知名人士,接触密切且时间较长。他们的言谈举止,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记述下来,无疑是那段不寻常历史史料的一个侧面。     

文化战及其限度

一我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读书札记。这并非是要炫学,而是由于我对谈论文化问题有格外的警惕与谨慎。“文化”是个过分有伸缩性的题目,从文人到人文尽在囊括之中,所以言说起来极易不着边际, 做些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论断,争论起来也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凭空讨论文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将极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并将某一种文化理想化或者——套用一句时髦词汇——“妖魔化”。尽管我们对20 世纪文化论争的空泛与武断屡有检讨,但检讨之后仍然是积习难改。当然对文化的宏观之论读来也不无启发,但说实话从上世纪10年代到80年代再到今天,这样的启发我们也受够了。所以我宁愿小心行事,小处着眼,从具体文本与具体问题入手:在这里,读书札记这种文体对于我的文化讨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错把“牛虻”当“流氓”

20世纪60年代末,我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插队落户。临行之际。我找了一些包装箱板钉了一个小木箱,将平时爱看的书一股脑全装了进去。其中有我上小学时看的小人书,更多的是上中学时读的外国小说。当时带这些书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其中有不少小人书是“四旧”书,外国的那些小说大多是“黄色”书,都属于“禁读”之列。但是这些书在我“扎根”农村时却帮我消除了不少寂寞。     

叶舟同志的故事

叶舟同志（1916—1995）于“文革”前从西村铸管厂调来广州市化工局任副局长,那时我在局技术处工作。大家都知道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干部,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挨过整,从西区区委书记降级安排到此。由于他不分管技术。业务上很少接触,在会上或其它场合,见他和别的局领导不一样。他不摆领导架子,谨言慎行,遵纪守法,平易近人,从未见他对任何人或事发脾气。有一次,局派他带我去北京参观全国科技成果展览会。住在民族饭店,谈到延安的整风运动。因为他是从香港去延安参加工作的,被作为特嫌审查、批斗。我联想到在50年代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他本是典型的南下干部,只因为原籍是广东而挨整,     

“与时俱进”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科学精神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党的80周年纪念时，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长篇系统讲话，核心内容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三个代表”的纲领、路线和要求。我认真研读之后，突出地感到，总书记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的，这对于那些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坚持以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甚至斯大林的一些同志是一个重要的劝说和否定。     

一个“文革”中“死囚”写给女儿的信

七十年代末,就在张志新的英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之时,有一个名叫孟氧的“死囚”在狱中给他的女儿孟小灯写了一封长信。他这样写道：“……在法庭审讯时,我公开为所谓的‘刘邓路线’进行辩护,根本不承认“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法。他们以死刑相威胁,我依据周总理在十大政治报告反驳他们。     

名记者杨刚之死

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天高云淡,我到八宝山参加一位同志的追悼会后,独自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向八宝山东北方向的一座公墓走去。听人说,这个公墓是附近村里人集资办的,好像没有什么名字。到了公墓,只见一片荒地上密密麻麻散落着一些不大的水泥墓群,我母亲的骨灰由别处迁移埋在这里。没费多大工夫,便在墓群中找到一个小小的水泥墓,墓前埋有一块扁扁的石头,上面写着母亲的姓名和生卒年代。我不由地“啊”了一声,这就是母亲的墓无疑了。我掏出兜里的手帕,轻轻擦拭水泥墓和扁石上的尘土,默默祷念：“娘,我顺便给您扫墓来了。”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安徽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回顾

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至90年代前几年,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那时,我工作的一项内容,是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宣传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到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再到全省创建文明城市竞赛活动。“九五”期间,我在省直机关工委担任副书记,在我分工的工作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协助工委书记邢有瑛,抓省直机关的社会主义文明创建。     

香港“社”事

上回说到我在“社”（即妓院）带女,虽然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但已经见到不少光怪陆离的事情。我工作的“社”是在油麻地佐敦道宫涌区,由一个叫棠叔的主持,他是帮会大佬,“新”字头的,其实像我这个年纪很少被雇用,只不过刚好我会一些英语,对招徕那些外国水兵很有用。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即“集中说”、“分散说”和“现状说”。本文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文革”中的宿县“小反复事件”始末

宿城即宿州,也称宿县,曾是中共宿县地委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蚌埠地委一分为二,淮河以南划归滁县地委,淮河以北划归宿县地委。我由原蚌埠地委办公室被分配到宿县地委办公室,继续担任抄抄写写的秘书性文字处理工作。虽然我不是什么重要头儿,也没有任何实权,工资待遇更是菲薄得可怜,但领导还算信任我,我的那份差事曾为许多人所倾慕。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着。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我那紧张有序而又平静的生活也一下全打乱了。“文革”中,宿县地委机关大批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原地委副书记郭永锡,因不堪屈辱,跳楼自杀;原副专员…     

“五一”节庆祝活动在中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作为北京市的一名干部,参与了很多次国庆群众游行和“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的筹备及组织工作。1956年,当时我还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团委工作,就跟团委书记何平参加了国庆活动的筹备工作。1964年我到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工作后,除继续参加筹备、组织群众游行工作外,还负责迎接、欢送来华参加国庆活动的外宾工作。     

"工农兵"进北大

上世纪70年代,正值"文革"时期,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其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有幸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现将当时经过的一些事情,略述在此。     

愤怒：夹边沟

时间的湮灭竟是如此迅速和严密。此前,除了知道偶尔听说过的酒泉市三墩乡的名字外,我竟然不知道久闻大名的夹边沟具体在什么地方。7月3日下午4时,乘车由单位出发,将要到达酒泉的时候,我问身边一位老太太,您知道夹边沟不?老太太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不要问我。然后头颅垂在背椅上,合上双眼,很疲累的样子。     

中国“复关”谈判之初

1986年到1991年,国务院决定我为代表团团长,主持中国“复关”谈判的有关工作。这是中国漫长“复关”和“人世”道路的第一阶段。今天,对这件事情比较了解的人已经不多了,社会上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我找出当年的笔记,结合自己的记忆,把这个问题梳理了一下。     

从艺术和审美规律谈粤剧的若干问题

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专制下解放出来的粤剧,曾经红火了好几年。接踵而来的却是城市观众一年年锐减,以致许多粤剧团相继跌进了“多演多亏,少演少亏,不演不亏”的窘迫境地,甚至一些大剧院、名剧团也难以幸免。曾经鼎盛辉煌过的粤剧,骤然面临如此景况,始料不及的行内人,不禁惊呼     

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下）

康老藏书不少,但在我认识的前辈中,算不上大藏书家。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家中能存下几架线装书,已经是个异数了,这也是吸引我经常去她家的原因。记得天朗气清之际,罗仪凤会请来一位品貌端庄的中年妇女(据说是位修补图书的专家),系着讲究的绣花围裙,同她一起在庭院中晒书。     

口号数字化 数码别太大

如今什么都讲究“数字化”——恕我用这样的时髦字眼,来评说严肃的政治口号。 某日与朋辈聊天,扯起历年政治口号,真个蔚为大观。其中有不少是数字口号,从革命年代的“三八作风”,历数到近年的这条那条。正当不胜枚举之际,我忽然发问：“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立时全场哑然,最终竞没有一位答得全的。     

我的“带队干部”岁月

我是淮南市第三中学的退休教师,现已年届古稀,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因“路线觉悟高、身体健康和作风正派”,被学校党组织、工宣队选中,到农村参加带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工作,简称“带队干部”。由于当时处在“左”的年代、知识分子倒霉的时期,我倒也乐意接受这一光荣任务,并积极将自己身上患的痔疮进行了开刀治疗,以便“轻装”上阵,更好开展“带队工作”。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当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