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生仔”现象的历史现实与文学想象*--以伍慧明《望岩》为例的分析 A

论文结合历史事实和伍慧明的《望岩》对“纸生仔”的形象塑造,分析探讨了“纸生仔”对美国华人的个人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对整个华人社区的影响。“纸生仔”作为美国华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一方面,它给众多通过“纸生仔”进入美国的个人及其家庭、整个华人社区造成了长久影响;另一方面,“纸生仔”的影响是代际传递的,它影响了整个华人社区的社会关系。同时,《望岩》展示了在麦卡锡时代和“坦白计划”背景下的华人社区,揭示了“纸生仔”对华人社区造成的持续伤痛。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已过去整整30年了。“文革”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浩劫,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领导、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文章叙述过。例如有人著文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他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谁好谁坏,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对干部的一次大考验、大审查。就这样,在放弃了党的各级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就在失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甚至可以乱抓人、乱打死人,造成全国的动乱。另方面,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毛泽东震惊,毛泽东想到,会不会他在百年以后,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

一本文所谓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被视为一个或多个人的“个人”创作,该“个人”对该文本具有自始至终的“著作权”时,该作品就被称作“作家文学”,哪怕该作家只是“佚名”或“无名氏”;     

志稿修改加工既要“大裁大剪”又要“细针细线”

志书要出精品,必须在志稿修改上下工夫,要坚持“文章不厌百回改”的态度。在方法上好比做衣裳,既要大裁大剪,又要细针细线。明确主题思想是修改加工的基本着眼点,并在这个前提下对不适宜的资料“大裁大剪”,随之“细针细线”地补充。运用逻辑辩证法对篇目进行调整,对命题再行推敲斟酌。为增加文采而“细针细线”地加工,对套话与枝赘“大裁大剪”,毫不可惜。     

"台独"势力的"日本情结"问题

“台独”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具有浓厚的“日本情结”,这也是驱动“台独”势力长期不遗余力从事分裂祖国活动和造成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二：1、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它所发动的“皇民化运动”的久远影响,是导致“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历史原因;2、“台独”势力出于台湾“独立”的欲求,急需取得外部势力特别是与台湾渊源甚深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这是“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现实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忠佞相兼与功罪俱备的裴矩

大约从我国遥远的古代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大多喜欢用“忠臣”、“良吏”或“佞臣”、“奸贼”等概念对其盖棺论定。一般来说，凡是能以民族和国家社稷为重，为宫清廉，正直不阿，勤政爱民，功勋卓著，甚至在危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者，人们都把他们誉为“忠臣”、“良吏”。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知识结构包括道术之学和器用之学。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谓“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来说,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     

村名错释辨正

章就山东胶东半岛大部分村庄村名碑对村名渊源的释错误谈了三个问题：一、“营”与“寨”并非皆指“军营”和“兵寨”;二、村名的“俗化”与“雅比”造成的谬误;三、忽视和曲解方言导致的谬误。     

网络时代的媒体激荡

我与报纸却渐行渐远,与新兴媒体则渐行渐近。用目前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说,我现在成了网络媒体的“粉丝”,虽然还只是“菜鸟”,也许这辈子也达不到的“大虾”水平,但是我总是在努力赶上时代。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相互关系来说,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倾错误。     

明末关宁军性质的再讨论——以“祖家将”为核心的观察视角

通过对“祖家将”这一关宁军中较为重要的武将集团在关宁军中地位之演变可知,天启年间“祖家将”在关宁军中的地位较低。袁崇焕督师辽东期间,祖大寿因战功擢升为总兵,在大凌河之战后,祖大寿的地位得以稳固,随即发展个人势力。但应看到,“祖家将”在关宁军中始终没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明廷对关宁军控制较深。因此,“家军”、“将门”的方式,不能完全用来揭示关宁军的性质,不能将关宁军简单界定为独立于明廷的军阀武装。     

宋时轮在“文革”中保护老帅和老战友

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原院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宋时轮,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与“四人帮”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护老领导老战友的感人事迹,在一些知情的老同志中传为美谈。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五大司令

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耳熟能详。如今，他们又身在何处？     

“路过”喀什

对我来说,那是座陌生的城市,陌生到去之前我甚至没有打听过那里有什么著名的景点和有什么著名的美食。只是听说它的全称是喀什噶尔,在古突厥语的意思是“玉石般的地方”或“玉石聚集的地方”。另外,据说在两千多年前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重要国度之一。但对我来说,那儿就如同在旅途中路过的千百个城市一样,那是个异乡。而我要到那里去,只是因为我要从我喜爱的西藏绕道“喀什”回家,仅此而已。     

“红彤彤大上海”帷幕下的受难人

十年浩劫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是世人皆知的。谁又能想到,早在“文革”前的1958年秋,在号称东方大都会的上海,由当时主政上海的柯庆施一手策划的把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的非常举措,理由是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这一没有来自中央的红头文件、没有大张旗鼓宣传的“不是运动的运动”,牵涉上海数以万计的群众,造成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续志典范——读《龙岩市志》感言

《龙岩市志（1988-2002）》（以下简称《龙志》）,称得上是一部成功之作,拜读后心情甚爽。这部书在“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处理得妥当得体。既传承了“记”、“志”、“传”、“录”等方志的传统体裁,又反映时代发展的新情况,在编、章布局上很有创意。《龙志》贯彻了续志的“续”、“补”、“纠”、“创”原则,使第二代新方志更趋科学、完整,且善于把握时代特点与地情特色,彰显志书的现实性和个性化色彩。对于这样一部宏篇巨著,要全面、周详地予以评论,以个人的有限水平及精力。确难担承。因而,以下仅就几个具体问题浅陈拙见。就教于方志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