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冒险上书谏“文革”

章士钊虽然没有谏停“文革”,然其上书的拳拳之心,展示了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高尚人格。[编者按]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文革”回忆片断

1966年开始,历时10年的“化大革命”,距今已是30多年了。悠悠往事,好像做了一场恶梦。这里仅就当年在安徽日报社遇到的一些人和事作片断回忆,这不过是大海中的几朵浪花;因为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太荒唐、太离奇了,只有我们这些年龄段的人遭遇过,现在的年轻人恐怕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对我来说,廖盖隆是一位为人耿直,为学勤勉的师长。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

一门“显学”/听贤哲警世之声/研究“文革”的指针/毛泽东话里有话/魏文伯说“可能要出事”/应当正视,运动初期省委错整了人/被“炮打”/“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拙文《李葆华主政安徽前后》（载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乃订正讹误之作,职责尽了,也就过去了。不意,许多同志令我续写。续下来就是十年“文革”。那十年,李葆华六年半在安徽,是“安徽头号走资派”;三年半在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细审这一沉一浮之间,历史内涵非常丰厚,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文革”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由外国翻译引进的著作即有多种。中国…     

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2001年5月31日,经上海《文汇报》记者邢晓芳的介绍,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实家。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抻仍不错。客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还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文革中的荒唐事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记述“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突破——评析《中共云南省委志》对“文革”的记述

“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棼”)是建国后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涉及当代人当代事,显得十分敏感。正因为十分敏感,志书如何记述“革”这场政治运动问题,长期以来成了方志界学术争鸣的一个焦点。早期,由于受“宜粗不宜细、宦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详”思想的主导,加上当时思想尚未完全解放,大家心有余悸,对之采取回避态度,绝大多数采取分散记述的办法,或一笔带过,或象征性的寥寥数语,,或套用背景资料、总结语言,基本不涉及当地的具体问题和实际情况,至使写出的志书“革”内容显得极为孤     

“文革”中的阿英

史无前例的“化大革命”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摧残化、迫害知识分子、打击革命老干部的暴力行为,是人类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那些知识越多、化情结越深、对革命贡献越大的人,受到的伤害也就越重。     

“一打三反”在我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政治运动便一场接着一场,其中涉及农村而且影响最大的要数发生在1969年冬至1971年春之间的“一打三反”运动。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天天读”备忘录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人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     

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

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临危受命,心系民生,为解决城乡人民的温饱,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运用巧妙迂回的方法,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以后,“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在中华大地流传开来。     

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

3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刘少奇“文革”时期在开封

本文把人们的思绪带入一个令人沉思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严重的政治迫害,后在古城开封逝世,无声无息离开人世。“文化大革嵜苯崾螅诹跎倨嬖┌傅钠椒垂讨校跎倨嬖诳馐攀酪皇虏疟坏鞑楹腿啡稀Ｔ诨衬钫馕粛伟人的时刻,这一段不公正的、残酷而悲痛的历史,自然引起人们的深思。     

“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4月10日),     

“文革”期间的杨成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杨成武和杨勇、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杨得志已先杨成武而去。1955年首次授衔时健在的上将如今已经寥寥。一代名将杨成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来临后,也难逃厄运,被吞噬在这场“红色运动”中。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