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魂断燕山巨星落——邓拓最后的岁月

1966年北京的暮春，本该是最美好的春潮花期。而这年不同于往年，政治阴霾密布，硝烟弥漫，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在那“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时刻，真叫人透不过气来。     

“文革”后期批“黑画”闹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制造了以批判一些绘画为主要内容的闹剧。这些批判蛮不讲理,十分荒唐。遵照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和“内外有别”等重要指示,周恩来在出口工艺美术及宾馆布置工作等方面,作了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的安排。1971年,周恩来明确指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些。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由于这是一项新任务,缺乏经验,特别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创…     

宋庆龄在“文革”时期——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1959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章士钊冒险上书谏“文革”

章士钊虽然没有谏停“文革”,然其上书的拳拳之心,展示了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高尚人格。[编者按]     

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

为甘肃省委原第一和第二书记请命，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事情发生在27年前。那时，阴霾密布的中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现出了一缕曙光，我们新华社因之处境改善，于1975年4月中旬，在中办招待所召开了多年未曾开过的国内工作会议。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2001年5月31日,经上海《文汇报》记者邢晓芳的介绍,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实家。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抻仍不错。客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还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文革”回忆片断

1966年开始,历时10年的“化大革命”,距今已是30多年了。悠悠往事,好像做了一场恶梦。这里仅就当年在安徽日报社遇到的一些人和事作片断回忆,这不过是大海中的几朵浪花;因为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太荒唐、太离奇了,只有我们这些年龄段的人遭遇过,现在的年轻人恐怕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     

“文革”中的阿英

史无前例的“化大革命”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摧残化、迫害知识分子、打击革命老干部的暴力行为,是人类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那些知识越多、化情结越深、对革命贡献越大的人,受到的伤害也就越重。     

并非笑话和假话的荒诞事

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等一伙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和“高举”、“无限忠于”的幌子,将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至,一些政治工作的内容泛滥到日常生活,使人啼笑皆非。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

一门“显学”/听贤哲警世之声/研究“文革”的指针/毛泽东话里有话/魏文伯说“可能要出事”/应当正视,运动初期省委错整了人/被“炮打”/“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拙文《李葆华主政安徽前后》（载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乃订正讹误之作,职责尽了,也就过去了。不意,许多同志令我续写。续下来就是十年“文革”。那十年,李葆华六年半在安徽,是“安徽头号走资派”;三年半在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细审这一沉一浮之间,历史内涵非常丰厚,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文革”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由外国翻译引进的著作即有多种。中国…     

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

2006是值得好好纪念和进一步反思的重要年头。40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30年前,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能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类似的灾难不会再发生？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把这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向前推进的大问题。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25年前耀邦总书记的鞭辟人里的一席谈话。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花生夜间开花”谎言破产记

“花生夜间开花”奇闻,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出来的一场荒唐闹剧,目的是借工农兵学毛著、搞科研之名,贬低、打击知识分子。闹剧的主要人物是“花生大王”、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姚士昌。     

“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4月10日),     

“文革”期间的杨成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杨成武和杨勇、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杨得志已先杨成武而去。1955年首次授衔时健在的上将如今已经寥寥。一代名将杨成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来临后,也难逃厄运,被吞噬在这场“红色运动”中。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我亲历“文革”后武汉市政协恢复工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武汉市统战、政协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市政协被迫停止活动。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1978年2月．全国政协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标志着停顿12年之久的人民政协重新走上国家政治舞台。同月，中共湖北省委同意省委统战部《关于我省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我省民主党派工作也开始得以复苏。1978年12月，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一部分读者不同的意见：“‘文革’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你们为什么抓住‘文革’的错误不放!?总喜欢在我们自己的创口上撒盐巴!?这不大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精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赞成我国一位领导人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说过的一段话：“一个民族要不断进步,就必须及时经常地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绩,又要正视出现的错误,更要记取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切实改正错误,改善工作,改革一切阻碍发展的不合理的体制。”我们认为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非常正确的、语重心长的、有重要的现实与深远意义。我们希望那些有不同意见的读者看了这篇令人心痛的文章后,能从积极的方面来思考这篇文章的价值,“要记取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令人痛心的“文革”或改头换面的“文革”今后绝不可以在我国再出现了。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郑重地发表这篇令人惊心动魄的文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