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文贱艺”思想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重心的转移

近代以降,随看中国内忧外患形势的日益加剧,知识分子阶层勇敢地承担起了救国救亡地历史使命。他们或以艺见长,或以突出。然而由于中国传统之重轻艺思想的深远影响,近代知识分子阶层只能遵循“学而优则仕”这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老路子。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此种情形直接阻碍了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和独立人格

如果从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开始算起的话,为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进行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迄今已有整整十年的历史。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透过重重阴影去确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时,便会发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他们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十年时间内所走过的,是一条交识着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的极其艰难     

徐特立的早期思想探求历程

徐特立出生于封建社会灭亡之际。在早期,他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他开始信奉康梁,继而拥护孙中山,曾长期主张教育救国,后来由于革命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前进的正确道路,他为所有进步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堕落的必然

明朝是一个可以研究个没完的时代 ,又是一个许多人都喜欢探索的时代。据说 ,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软禁多年的张学良 ,长期潜心研读明史。我们无从知道他的研究状况和心得 ;但是 ,他这一选择就颇耐人寻味。费振钟先生赠我他的新著《堕落时代》 ,研究的对象也是明朝。看得出来 ,这本不算太厚的书 ,是他读了很多书之后写出来的 ,因而显得特别厚实。作为一个跌跌撞撞地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 ,从中见到那个堕落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痛苦、绝望和堕落 ,有时不禁还有感同身受的叹息。在读各种杂书中 ,我对明朝的一些人和事也曾略有涉猎 ,偶尔也写一…     

评李纨的“晚韶华”

一部《红楼梦》,严格地批评起来,符合封建标准的淑女,实在也难找,就连薛宝钗也未必够格。薛宝钗对人生有积极的追求,好胜心太强,她虽然尊奉封建闺范,但有时候难免有逾越的地方。再说她那个“金蝉脱壳”的故事,以她这样心思缜密的人,随机应变,仓皇之间做了在客观效果上伤害黛玉的事,却始终不曾有所反省,更有损淑女的令德,是不足为训的。尽管我们无意于求全责备,据此而否定薛宝钗的整个为人。正如林黛玉曾形容刘老老是     

考古门内的人生站点——读《夏鼐日记》之二

本文以《夏鼐日记》为文本依据,围绕夏鼐先生在从事考古学研究半个世纪中走过的不同地点,交往的不同人物,梳理了夏先生在考古学门内的人生轨迹,旨在理解生于忧患的有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学术建国"的理想。     

故宫人在咸宁干校

<正>1969年9月,随着文化部下放干校工作的部署,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革委会和军宣队也动员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锻炼。我虽然是在红旗下成长的,但本能地走上了知识分子的这条路,1962年大学毕业后又来到了故宫博物院这个文化艺术单位。一般人看来,我的确属一个纯知识分子,在那时的     

1977-1978年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刍议

1977-1978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澄清思想上的混乱,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重新确认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恢复、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分子发展的体制机制;平反冤假错案,认真做好"摘帽"和"改正"工作;等等.这些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也开启了新时期党的人才工作的新篇章.     

袁崇焕,明朝最后的救命稻草

中国的王朝,缺什么也不缺冤案。轮到袁崇焕喊冤时,情况有点倒霉。他才死,明朝就亡了,没了平反的主,跟谁喊去?再者,通敌卖国的罪名固然冤枉,可有两条罪,袁崇焕倒受之无愧。第一条,在崇祯皇帝面前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够浪漫,够气魄,也够他渎职罪名成立了。第二条,拿着尚方宝剑,砍了同样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的脑袋,大伙踊跃地歌颂道:督师好胆量;背过身就咬牙:好你个专权的袁崇焕呀!     

在路上

我喜欢走路,每当走过疏疏树阴,就像走过心中明明灭灭的悲喜;走过斑驳落叶,就像走过十七年的青葱岁月;走过石板小路,就像走过历史时而沉重时而轻松的喘息。走在路上时,我会念诗。“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白《忆秦娥》。我想,李白写这首词的时候大抵也在路上,说不定就在这音尘绝     

和王若飞同为难友的关绳武先生

深受人们尊敬的爱国民主人士、山西平陆县教育界老一辈进步知识分子关绳武先生,走过85个春秋之后,于1987年12月26日与世长辞。他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月里,因宣传共产主义、保护共产党人而身陷牢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兢兢业业,一身正气,曾被中共中央某领导誉为“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先生百年华诞之时,仅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三反”运动中陈毅在上海高校的一次报告

正陈毅是党内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之一,素有"儒将"之称,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毅在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期间,为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上海高校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关于陈毅关心知识分子的具体案例,党史上已有大量的记载,老一辈学者也有大量     

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几个宏观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政策经历了从“一体化”的文化建设理论与方针到建设“高扬主旋律”的多样化的文化观念与政策的演进;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不但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而且把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与知识分子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建立在一元化基础上的一体化的文化形态开始解构,并形成了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毛泽东眼中的知识分子——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知识分子，早在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并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如何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这是历朝历代执政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是懂这个道理的，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也是由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创建的。下面，我们就仔细观察一下毛泽东是如何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有那些经验和教训。     

路内我不是这世界的局外人

“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边,我像是—个不小心闯了红灯、站在路中央观望着这个时代的人。有时候觉得看至咱的东西很可笑,有时候觉得自己站那儿也很可笑”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转变

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与此同时,汉族的知识分子也经历了民族认同转变的历程。一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要求在满清统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张"不分满汉"的建构民族国家;而另一部分激进的汉族知识分子则走到了清王朝的反面,主张"种族革命",彻底的推翻清王朝。本文试图对这种转变的原因、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的转变情况以及对民族国家构建带来的影响做出一定的探讨。     

土地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沉痛教训

一、“八·七”会议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转折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4年底),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时期。能否正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是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地走出低谷的关键问题。“八七”会议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是重大的历史功绩,但是,左倾情绪也随之滋生和蔓延开来。它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唯成分论倾向,不加区别地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机会主义,并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罪于知识分子。中央指责:“党的指导机关占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这种组织上的“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曲折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从经济地位上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5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将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61、1962年间,周恩来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初步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重新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坚持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统一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的问题。     

故宫建院的最后一位见证人

单士元（1907--1998）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老实人。老老实实治学,老老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半个多世纪来,他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常说：“我半个多世纪都在故宫。故宫博物院的院龄,就是我的工龄。”实际上,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成立前10个月,他就已在故宫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