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事件中的中国社会关于宗藩体制的舆论--以《申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在琉球事件当中宗藩体制正面临着崩溃 ,中国社会舆论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在不同阶段 ,舆论先是要求清政府与日本争琉 ,继而要求清政府舍琉 ,最后要求清政府为琉存祀 ,而所“争”、所“舍”、所“存”的都是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 ,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对琉球的领有权提出要求。中国社会外交观念落后于国际现实 ,外交自然只能处于被动。     

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意识

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所造成的。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这些文化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反思。     

金朝致仕制度浅议

致仕又叫“致事”、“告老”“休致”等。即把官职退还给国君之意。早在商朝便出现致仕的萌芽。“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载:“退而致仕。”何休注曰:“致仕,还禄位于君。”另据《礼记·曲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郑玄注云:“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可见,这一制度中经西周,到了春秋时期遂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后被历朝所沿袭并有所发展和完善。     

简要与简明

我国古代的史书,特别是国史,史家一向崇尚“简要”;而方志著述,方志家则大都提倡“简明”。方志学史告诉我们,对方志的“简明”要求是受国史的“简要”趋向的影响而形成的。“简要”与“简明”说法似乎大同小异,但由于国史与方志在体裁上有所区别,史家所强调的“简要”与方志家所强调的“简明”,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     

秦始皇军事思想探微

秦皇、汉武,并称于世。汉武帝作为一位“将将善术”的军事统帅,已经刊入军事史册。而秦始皇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却至今很少有人论及,但是人们悉知,秦始皇统治期间所进行的战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早已著下不可磨灭的篇章,时人和后人都一致称颂:“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海内为一”,“自上占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功齐三代”。这个时期的战争,无论是“并吞战国”,还是“南取百越”、北“却匈奴”,秦始皇始终     

“杀黑龙以济冀州”与“筑坝拦洪”

根据考察、考证,“女娲神话传说”所记载的“炼石补天”、“断鳌立极”,乃是反映女娲“煅烧石灰”和“立柱架梁”,即在“建筑材料”和“土木建筑”方面的两项科学发明创造,而“杀黑龙以济冀州”则是以生动的“比喻”手法,反映了女娲在“水利工程”方面的一项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     

浅谈三种不典型形态的受贿罪

在司法实践中,“不典型形态”的受贿罪通常包括“索而未取”、“收而不受”、“受而不收”。关于这三种形态在认定中会存在不同种观点。在认定此问题时应考虑行为人和相对人主观上的心理变化与客观上所表现的行为,综合多方面因素予以分析,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认定,并视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诸葛亮头痛关云长

诸葛亮是善于治国治军的良臣贤相,他治国治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严刑峻法,赏罚分明。诸葛亮认为军国统帅应“明赏罚之理”,操“赏罚之政”,做到“赏善罚恶”;只要“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如果“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恶起于非功”。由于认识清晰与措施严密,在他治理蜀国期间,做到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终于邦域之内成畏而爱之”。但是,有一个人,即刘备的结义兄弟,被后世统治者推为尊神供奉于武庙中享受殊荣的关羽,对诸葛亮并不“敬而爱之”,而是…     

方志评论的历史传统及其继承与发展

当代正在志坛风行的方志评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稽查书籍文献记载,最初见于唐代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等人对魏晋以来地记之类志书的批评.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所纂述的方志,存在了“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的弊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自序里,也指出了“尚古远者或按搜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的积弊.著名史学评议家刘知几在所著《史通》一书中,对旧史志失实和浮夸之处,对志书的诸多缺失,也曾样加评论,多所指陈.他批评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理书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有的“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这些事实表明;唐代已开了评论志书的风气之先.从所评所论可以看出,当时的方志评论,形式限于概括性的统评,内容则多用指瑕说疵.     

金银滩: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

青海省西部的金银滩草原,因孕育了“两弹”而闻名于世。而在当地人心目中,这里是“两弹一歌诞生地”。本文作者亲往金银滩踏访,揭开了围绕这“一歌”所发生的另一段传奇……     

[漫话中华文明起源]之四 “杀黑龙以济冀州”与“筑坝拦洪”

根据考察、考证,“女娲神话传 说”所记载的“炼石补天”、“断鳌立 极”,乃是反映女娲“煅烧石灰”和“立 柱架梁”,即在“建筑材料”和“土 木建筑”方面的两项科学发明创造,而 “杀黑龙以济冀州”则是以生动的“比 喻”手法,反映了女娲在“水利工程” 方面的一项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     

高句丽国名臆测

已知的高句丽的语言资料主要见于金富轼《三国史记》,而中国史书也保存了一些宝贵的语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国志》所记“沟凄者句丽名城也”。研究者已发现,《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最常见的“忽”,以及高句丽之“句丽（骊）”,都是“沟凄”之异译,其语源就是“城”。而高句丽之“高”,是高句丽语的“山”,在《三国史记》所记地名中常作“达”。因此“高句丽”的语源应该就是“山城”。     

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之二——以古灵宝经“三洞经书”观念的传承为中心

中外道教研究者大多数都把“三洞经书”思想的创立归功于陆修静.而小林正美则把有无“三洞经书”思想,看成是“葛氏道派”所创作的“元始系”灵宝经和以陆修静所代表的“天师道三洞派”所创作的“仙公系”灵宝经最根本的差别之一.本文研究认为,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其实有非常完整的“三洞经书”思想.而较后出世的“新经”则继承了这一重要观念.至于陆修静的“三洞经书”学说,则是对古灵宝经的直接继承.因而,敦煌本《灵宝经目》原有的“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更加符合古灵宝经的实际情况.而古灵宝经无论是“元始旧经”还是“新经”,亦均为“葛氏道派”所创作.     

清政府逼出来的“激进”革命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     

说校勘四法

一九三一年,陈援老在其所著《校勘学释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这是陈援老通过自己的校勘实践,对我国历史上传统校勘方法的科学总结。对比一九一一年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提出的“死校”、“活校”法,陈援老的“校勘四法”不仅方法缜密,而且内涵丰富,它实际已包含着对校勘内容、校勘工作性质,以及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学规定,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法”一经提出,即广为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仍有其广泛影响。不过,从目前看,凡讲“校勘四法”,大抵以仅仅视其为单纯的方法的为多,而发掘其丰富内涵的却寥若     

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

商族始祖名契,契之孙相土迁于商。商族之名,由是而起。关于商族的发祥地,历来说法不一。近年金景芳先生撰文从文献上考证:契所居之“番”,乃“燕毫”之“毫”;而契子昭明所居之“砥石”,在内蒙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提出了“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的论断。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古文献所载商族入主中原前的历史活动,确可以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较多的印证和说明。     

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

在空前的社会变革中,“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在瞬息问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五年间德国思     

仙楼佛堂与乾隆的“养心”、“养性”

乾隆仿养心殿而修建养性殿,其养性殿仙楼佛堂并非是为自己求得归政息养之处,而是他的养心、养性之处。本文根据清官档案所记和佛堂原状陈设,在搞清仙楼佛堂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从养性殿仙楼佛堂里的乾隆御笔诗入手并与佛堂的供奉主题相结合,阐明乾隆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心”与“性”的合一。这种境界使乾隆晚年沉迷于“勤政”与“息养”、“有为”与“无为”,“修行”与“成佛”,“内圣而外王”之中。     

关于《德总顾问佛采而建议书》时间的考证

本刊在1988年第四期上刊登了《德总顾问佛采而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一组史料,所署时间为1933年2月14日,笔者认为,这份史料的时间应为1934年,其理由如下: 第一,“建议书”写于佛采而即将离华“卸职之际”其内容是佛在华参加“剿共”、抗日经验的总结,是协助蒋介石整军建军建议的“汇陈”。佛采而(Genenrl Wefzeli)德国陆军中将。1930年夏来华任军事总顾问,亲身参加了中原大战、“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剿共”战役。他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     

为了大地的丰收——记“皖麦38”培育者刘伟民

提起袁隆平,整天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朋友总会被这个“农民科学家”感动,“杂交水稻之父”的荣誉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而在我省,在毫州市农业科研所（原涡阳县农科所）,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紧跟着袁隆平的脚步,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誉为“安徽袁隆平”。他的名字,因为“皖麦38”而响亮,他的人格魅力,因为他扎根土地、扎根农村的精神而绽放出迷人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