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闻记者“刘煜生案“始末

1933年,在当时的江苏省省会镇江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刘煜生案”。《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省主席顾祝同枪杀,他以生命的代价履行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以新闻而生,以新闻而死,为新闻殉节”;成为民国时期令全国震惊的政治事件,为我国新闻发展史和民国社会史留下了重重一笔。详情请阅《民国新闻记者“刘煜生案”始末》。     

《江声日报》事件与记者节

上世纪30年代在镇江曾经有一份报纸叫《江声日报》,该报创办人刘煜生为江西人,大革命时期曾接受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抵镇江后,刘煜生立志以报纸唤起民众,遂创办《江声日报》,自任经理与总编。取报名“江声”是喻指镇江百姓代言人。刘因其在报界的影响,被推为镇江报界公会主席。     

建国初期中共地下党武装解放台湾的活动

1949年12月7日,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颁布命令,宣布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踞台之初,岛内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之中,国民党当局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而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渡海作战。195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将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为了配合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活动在台湾各地的中共地下党积极开展了各项秘密工作,特别是秘密武装工作。当时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早在大陆期间就被中共地下党策…     

逆我者亡的“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上海的一些进步报纸如《联合晚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一些进步期刊如《群众》、《周报》、《生活知识》、《文萃》、《人人周刊》、《新文化》等,多少可以发表一些讽刺国民党当局的漫画。如丁聪的《“良民”塑像》（1945年）揭示出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良民”,脑子是被官方打开来“检查讫”的,耳朵是被塞住不准听的,嘴巴是上了大锁不准说话的。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述评

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比之于十年来国民党召集之一切全会均为重要。”(《新中日报》1937年3月13日)这次会议是国民党由“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转变为基本上确定了对内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对外抗日政策的标志。它对中国当时政局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全面的评价。     

关于国民党“二大”两个问题的商榷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重申了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进行了纪律制裁,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力量。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一是对右派作了妥协和让步。当时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后,革命处在低潮,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指示在统一战线执行退让政策。他在上海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右派分子谈判,请那些已被革命势     

“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蒋介石的下野与李宗仁的上台。国民党“求和”,国共两党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和谈”。但是,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中共“不许讨价还价”,结果不肯“投降”的国民党最终被中共以武力“扫地出门”,从而宣告了其在大陆的政治出局。详情请阅《“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张小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并最终达成《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国民党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大体上承认了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智取华山“英雄樵夫”的坎坷人生

想知道电影《智取华山》中那位英雄樵夫后半生的命运吗？这位赫赫有名的人民功臣竟被打成了十恶不赦的“流氓”、“兵痞”、“反革命”;他带解放军侦察员智取华山,被诬陷为给国民党旅长和姨太太带路逃跑。有人对他拳打脚踢;但也有人把他请到北京待若贵宾……[编者按]     

毛泽东三见“神秘客”

上世纪40年代末,国共两党军队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国民党号称"八百万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南京政府大厦将倾,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布《文告》宣布"引退",1月21日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一上台就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共产党、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这八条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权力。     

成为历史的“新记”《大公报》

说起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当之无愧。但对于《大公报》的评价,却曾有过极大的反差。1949年以后的近40年里,《大公报》被冠以“国民党政学系机关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一贯反动”的罪名,“清算”、改组。文革伊始,更是首当其冲,封馆停刊,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人解放思想,开始为《大公报》辩诬、正名,首倡者首推李纯青先生。     

另一个中央：一九三О年的扩大会议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欲另立党统。该会不仅通过宣言,而且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争正统”,制订《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以“争千秋”。以往囿于国民党党统观念,北平扩大会议未被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本即欲跳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正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根据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原始资料,透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来阐释扩大会议。     

政府等于国家吗？——章士钊就陈独秀案与程沧波笔战

1933年4月,国民党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徐远举与《红岩》

小说《红岩》中的一号反面人物、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其生活原型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当《红岩》出版并引起轰动,徐鹏飞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臭名远扬”时,徐远举已在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了１０余年。 这时,《红岩》作为一部政治宣传性极强的小说（按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林默涵的说法是“党史小说”）,已经被当作革命人生观的形象教科书而列为当时人们的必读书。战犯管理所领导为了加强战犯们的思想改造,也买了一批《红岩》给他们阅读。因为大家都知道书中写了“徐鹏飞”,有关领导还特地让…     

《五五宪草》与孙中山的宪法精神

一从训政到《五五宪草》1928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是年8月8日—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告军政时期结束,实施训政时期开始。国民党的三序时期的理论,是孙中山制定的。孙中山一生革命的目标,即要建立一个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他在《建国大纲》中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日军政时期,二日训政时期,三日宪政时期”。三个时期的任务分别是“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     

雪日出城——北平地下工作一事

１９４３年,冀中区党委社会部──冀中公安局派我到敌占区做地下情报工作。先到了敌占区北平。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在国民党后方地区西安,做了一年的记者工作。日本投降后,在胡宗南办的训练班受训一月后,被派回北平,因而,我就成了从国民党大后方派回来的“国民党人员”了。 在北平,我在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北方日报》任编辑、记者和沈阳《东北日报》驻北平特派员。１９４８年,我到傅作义机关报纸《平明日报》任军政要闻记者。围城期间我随城防司令楚溪春视察了城防、环城马路和新修的天坛机场,还深入了解了“反共专家”张…     

袁殊：难得的情报人才

被朱德称为“我党情报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的他可谓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创办的《艺新闻》最早将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公之于众,他根据中共的指示打入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后来的汪伪政权,官至汪伪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从一个名噪一时激进的左派青年沦为“大汉奸”。在     

石不能言月渺茫——费巩之死

费巩是浙江大学教授,对政治学极有研究,著书立说,建树颇多。他无党无派,教书育人,站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立场上,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腐败黑暗、摧残民主、钳制舆论等等,撰文力批,演讲痛斥,这就引来杀身之祸。1945年3月5日,费巩在重庆“失踪”,实际是被国民党特务密捕并惨遭杀害,直至33年后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请看本期文章《石不能言月渺茫——费巩之死》。     

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精神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一大”通过了十三项议案,其中最能体现“一大”精神的两大成果是：通过“一大”《宣言》和国民党新章程的确立,使濒临瓦解的国民党从此焕发了青春活力,向着一个有鲜明主义、有严密组织、有群众基础的党迈进。本围绕国民党“一大”两大成果的达成,探讨国民党“一大”精神与孙中山的思想,以便真切地了解孙中山晚年的思想。     

从“反攻大陆”到“中国教育”

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前十年,用严厉的军事手段管理社会,不许有任何异议之声。思想上,国民党动用一切教育和宣传机构,鼓动反共情绪,宣传“反攻大陆”的政策。简言之,“反共”和“反攻”是国民党立足台湾的两项基本意识形态,几乎是“天天讲、年年讲”,可以说将近有两代的台湾人都受过这种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