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讲过一段关于陈独秀的话：“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叶舟同志的故事

叶舟同志（1916—1995）于“文革”前从西村铸管厂调来广州市化工局任副局长,那时我在局技术处工作。大家都知道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干部,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挨过整,从西区区委书记降级安排到此。由于他不分管技术。业务上很少接触,在会上或其它场合,见他和别的局领导不一样。他不摆领导架子,谨言慎行,遵纪守法,平易近人,从未见他对任何人或事发脾气。有一次,局派他带我去北京参观全国科技成果展览会。住在民族饭店,谈到延安的整风运动。因为他是从香港去延安参加工作的,被作为特嫌审查、批斗。我联想到在50年代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他本是典型的南下干部,只因为原籍是广东而挨整,     

卫恒指导下的镇安寨“四清”工作

1964年秋,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8个县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定襄是开展“四清”运动的县之一,那时我在省水利工程总队工作,任省水总和文峪河水库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文水县修文峪河水库。省委组织部指名调我到定襄县“四清”工作团参加“四清”运动,报名后分配在神山分团,任分团党委成员、镇安寨大队“四清”工作队指导员,负责镇安寨的“四清”工作。     

杨庶堪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在北京求学兼做《川报》记者的王光祈。首先将北京学生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斗争情景写成消息,用新闻电讯拍发到成都。任《川报》编辑的李劫人,将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这一消息于5月7日发表在《川报》上。     

“学大寨运动”的回光返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报道琐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报道,不论是前段的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还是后阶段的农村体制改革,都绕不开所谓“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纠缠。 1977年冬天,“学大寨”运动达到高潮。接着便开始走下坡路。1978年春天农村形势出现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始末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很有影响的社团,先是由王光祁提议的。王光祁是四川温江县人,1914年到北京进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8年6月初毕业后担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北京记者。他联络同乡曾琦、周太玄等人,以“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为榜样,筹备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当时他们都没有名气,故请求李大钊参与发起。     

逆境中的杨尚昆

1965年秋,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66年5月,他又被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被监禁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作为他的秘书,曾跟随他在广东、山西工作过一段时间,亲身了解到,在逆境中,他虽然对许多问题也想不通,但态度很坦然,关注最多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党的事业!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

1958年到1960年,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兴起了一个新民歌运动。作为曾在化领域“大跃进”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全民写诗运动,它的兴起和发展都是与毛泽东的直接提倡和大力推动分不开的。     

堆龙德庆，长长的岁月难忘却

在西藏各地农村中,我生活的时间最长、情况最熟悉、联系最密切的,是拉萨西边的堆龙德庆县,特别是县城附近的东嘎乡。 从1965年开始,西藏各地农村陆续铺开三大教育运动。“三大教育”指的是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当年十一月,我被抽调到拉萨西边堆龙德庆县的三教工作团,留在团部秘书科做文字工作。 有一天,工作团办公室主任叫我过去一下,走到他办公室门口一看,里边坐着一个胖胖的人,披一件呢子大衣,戴一付水晶眼镜。主任笑着说:“小廖,认识吧?这是林芝县委孙明才书记,现在是三教团东嘎乡工作队队长。”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是4年前我进藏的时候,从格尔木跟他同     

我怎样成了小彭德怀

1959年我32岁,在浙江省中共金华地委农工部秘书科任职,做的虽然是机关工作,但也经常下乡。因此,对金华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兵团作战”所带来的祸害,见到的不少,听到的则更多。每当夜深人静之际。那“三面红旗”运动的景象,一幕幕映现在眼前,农民对人民公社的怨言,余音在耳。我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发生了疑虑：这样下去能把生产搞好吗?     

香港“社”事

上回说到我在“社”（即妓院）带女,虽然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但已经见到不少光怪陆离的事情。我工作的“社”是在油麻地佐敦道宫涌区,由一个叫棠叔的主持,他是帮会大佬,“新”字头的,其实像我这个年纪很少被雇用,只不过刚好我会一些英语,对招徕那些外国水兵很有用。     

“四清”亲历散记

20世纪的1964年至1966年,我参加了两次“四清”运动。那些时日,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我供职的某单位每次都“抽”我们几个最听话的人下乡参加搞运动。由于连年下乡,没有轮换,无任何补助,给我们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因为一旦下乡,个人就要带走全家生活费的三分之一。那时,工资普遍低,生活十分清苦。     

忆无私奉献的孙大光老人

孙大光同志,安徽熟悉他的人都亲热地称他孙老。我认识孙老是一种缘分。1986年底,安徽省政府负责同志批示,由文化厅办理孙大光同志捐赠书画等珍贵文物事宜。当时,我是分管文物、博物馆工作的文化厅副厅长,此事当然落到了我的肩上。第一次见面是1987年。元旦刚过,我踏进了北京菜市口米市胡同71号孙老的家。我是和文物鉴赏家石谷风、省博物馆副馆长陆鹤龄一道登门拜见的。孙老是一位精通书画的学者,是一位曾任交通部长、地质部长的高官,也是一位平易近人、有着亲和力的长辈。得知我们的到来,孙老及夫人张刚,早早把书画、古董整齐地摆满了会客室…     

刘丽川略论

1853—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上海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刘丽川是这次起义的直接发动者和指挥者。本文就小刀会起义的概况,对刘丽川作一简要论述。一刘丽川是广东香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广东是外国侵略者最早伸入魔爪的地方。鸦片战争后广东的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失业,纷纷流入城市寻找工作,以养家糊口。刘丽川在这种情况下到了香港,懂了点“洋泾浜”英语。“不期时世变迁,人民失业,夙兴夜寐,     

风风雨雨五十年--忆诗人胡天风

我和诗人胡天风是患难之交,因为我俩是在“革”期间的“牛棚”中相识相知的。此前,我在武汉市联工作,他在市化局戏剧研究室。“革”伊始,我俩都进了“牛棚”作为批斗的对象关押。我俩同劳动,同陪斗,又是同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打进“地狱”最底     

回忆郑州碧沙岗

我祖籍山东,1926年生于郑州。我父亲葛心田于1956年去世,终年78岁。他早年和冯玉祥同班为伍,担任班长。因为他比冯玉祥年长几岁,所以冯玉祥对他常以“老大”相称。后来,冯玉祥逐步擢升。我父亲当过冯玉祥的副官,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为“葛副官”或“葛老大”。     

一九六六：我家庭的一次大震荡

“四清”运动一开始,我就长年到外地蹲点,运动结束后才回到省计委机关。由于多年不在一起,机关已有许多同志不认识,有的原来认识现在也不熟悉了。回到综合处,原来自己分管的业务也由别人接管了,一切都感到陌生。没过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了。机关干部们组织战斗队。由于观点不同,很快分成两派,双方争论十分激烈。随着全国运动的深入,“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煽动起来的打砸抢行为愈演愈烈。各地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勾结起来,拉山头,抢地盘,到处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我由于缺乏思想准备,     

1959-1966年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研究

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重要实践,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场读书活动以青年为对象,持续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从最初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到因国民经济困难而受到影响,再到结合毛泽东著作出版掀起高潮,形成了以党委为核心,共青团、工会等团体密切协作的领导机制,同时建立起多层级的指导委员会,通过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以及典型引导的动员机制,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引领。“红旗读书运动”为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对新时代加强青年培养提供了现实启示。     

学大寨运动给亳县带来的灾难

安徽省原毫县（今毫州市谯城区）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的1968年8月,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从1968年至1977年的十年间,农业学大寨步步深入到各个方面。要求“年年都有新套套”,分期分批建成大寨式生产队、大队、公社。根据中央（75）21号文件“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指示,毫县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作出三年（1978）建成大寨县的决议。到1977年冬,随着深人开展揭批“四人帮”和对“两个凡是”的突破,农业学大寨不再提及。随之迎来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形势迅速发生了根本变化。     

贺龙愤怒制止冀中“肃托”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开始“肃托”运动。在此问题上,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的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推波助澜,惟恐“漏”过一个坏人,使运动不断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