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郑必坚乔木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１９５５年我到中宣部工作时,乔木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中宣部了,但是他的学识、人品、文章,使我这个当时二十几岁的年轻干部十分景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     

我参加了审查胡风案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17日清晨．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     

李维汉“残年有志惜晚晴”

今年6月2日,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李老是我的老领导,是我所敬爱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夏,我由关中分区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我在这里当教员）调回延安,到中央宣传部工作。部长是张闻天同志,副部长是李老。我在李老直接领导下,研究当时全国国民教育问题,参与了《我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的写作。1941年夏,我从中宣部调到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任研究员,李老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负责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我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这时同李老接触更多了。在整风学习中,李老…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我所知道的江青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参加审查胡凤案的经历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并于17日清晨由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     

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     

我对“关于甘地的经济思想”一文中的几点意见

王春良同志在共“关于甘地的经济思想”一文中(载于本刊本期),对于我所写的“关于甘地的‘手工纺织’运动”一文(载于史学月刊1957年二月号),提出了些宝贵意见,特别是对于甘地的“手工纺织”运动的“阶级根源”问题,作了较详细的阐明和分析。这使我对于甘地的“手工纺织”运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我非常感激王春良同志对我的帮助。但是王春良同志所提到的有些意见和看法,我认为仍有讨论的必要,现謹提出,请王春良同志和其他同志指正。     

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为文艺界拨乱反正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为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做出决策,并做了至为关键的思想和组织的准备工作,使得第四次文代会在1979年底胜利举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拨乱反正：把“管教所”办成“服务站”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全委扩大会议上,就决定成立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并开始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仍然执行“两个凡是”的观点,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中宣部反右倾中的“九条大鲨鱼”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据说全国被重点批判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三百几十万人。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我们中宣部在这次运动中重点批判了九位同志,被称为"九条大鲨鱼"。"鲨鱼"之说,听说出自毛主席之口。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毛主席说:鲨鱼浮出水面来了!中宣部的"九条大鲨鱼"来自运动中部内的大字报,在批判中广为应用。鲨鱼是要吃人的,表明九人的"右倾"危害之大。"九条大鲨鱼"成了     

毛岸英给表舅的一封信

三立同志: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来信中提到XX“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     

提高学术水平 提高工作质量

黄景略同志给我讲,希望我在这次会上跟大家在一起谈一谈关于提高学术水平。提高工作质量的问题。据老黄讲,跟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具体跟多少同志交换过意见,我说不清楚。不过我想,他提出这个问题,有道理。怎么说有道理呢?不管老黄同志跟多少同志交换了意见,我相信我们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不敢说百分之百,至少是绝大多数,思想上从来就有这些问题,我也提出过这些问题.大家是在第一线的多,我是属于第二线也罢,第三线也罢,也没忘记这些事,也没把自己排除在外。所以,让我来给大家谈一谈,无非是让我来讲一讲我自己的意见。讲完了以后,大家还可以议论。在开幕式上老黄同志的讲话当中,夏先生的讲话当中,都提到一点,就是考古发掘要写出报告。我们这个会不是叫“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吗,可能有人会理解成考古发掘就是     

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

“最小与最大”:孙冶方对我的启发我于1982年夏到国家经委工作,此前担任过四年半财政部长。很多年里,我深受孙冶方同志这段话的影响:“什么是经济呢?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要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研究来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能够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更大的效果,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孙冶方同志还提出,要为恩格斯在1842年底至1843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的一句名言恢复名誉:“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恩格斯的这篇经典著作和这句名言,曾被马克思推崇为“天才的”著作和名言。孙冶方同志的这一思想对我启发很大,我把它概括为“最小     

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1985年我从贵州到北京,在中宣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说：是吗？逐步放开一点嘛。     

回忆延安整风

我是一九四○年六月以党的“七大”代表的身份从晋察冀根据地到达延安的。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党中央推迟了召开“七大”的时间,我就留下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身边一直学习和工作了五年多,亲身参加了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是终身难忘的。这次普遍的全党整风运动,经过了长期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     

时代要求与党的先进性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历史,有很多重要的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去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今年,江泽民同志发表“七一”重要讲话,又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三个代表”是面向未来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同时也是对我党80年宝贵历史经验的总结。只有始终保持先进性,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陈大羽与他的公鸡画

我于1976年10月16日下午奉命参加中央工作组随彭冲同志急赴上海。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是从会议室里被人叫出来赶到彭冲家里,简单说了几句后,彭冲就说:“明天一早就走,是北京来的专机。”我在江苏正在做的工作如何交代?家务如何安排?都没有细谈。说走就走,那个年代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当时上海的局面还在“四人帮”余党控制之下,一场武装暴乱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修志工作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所作的报告 ,高屋建瓴 ,主题鲜明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通篇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 ,是一篇辉煌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件 ,更是指导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修志工作者 ,应该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精神实质 ,全面贯彻落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 ,用这一重要思想统领今后的全部修志工作。一、修志工作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反映了…     

天门中断楚江开——池必卿同志二三事

1982年初,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文件起草科工作,承担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文稿起草方面的任务,池必卿同志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必卿同志1984年离开贵州,至今已20多年,这中间我同他在北京也仅见过几次面。不思量,自难忘。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和与他在北京几次难得相见的往事,总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敏锐的思想、坚毅的作风、宽广的胸襟、清廉的品格,使我深受教益、启迪和鼓舞,并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力量。矢志改变“干人”地位必卿同志1978年5月到贵州工作,1979年10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