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

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被欧洲商人点赞的清朝“世界首富”

正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一口通商"后,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旧外贸制度的重要标志,而根据行商们的经济实力和威望选拔出的"十三行"领袖,称之为"商总"。第一位"商总"叫潘振承,因为经商重诚信而成为18世纪富可敌国的"世界首富"。潘振承(1714—1788),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早年家贫,学习做生意。后来,潘振承在广州为一     

刍论“广州十三行”到“岭南十三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各国的对外贸易职能,通过十三行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1],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亦称＂广州制度＂。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近代中国商会的“联动”机制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林林总总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中,商会存在时间最长,也最为普及,社会能量与影响格外引人瞩目。其原因在于商会系由具有经济实力之新兴工商业者组成,并且建立了全国性商会、省总商会、县分会、镇分所这四级组织系统,网络遍及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为数众多的乡镇。而经由这一独特组织系统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则是商会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巨大号召力,能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大规模活动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商会维护自身合法社会地位和权利行之有效的主要途径。     

湖北“鄂城县商民协会信用券”为商会票

1999年第1期《中国钱币》介绍一张1927年鄂城县华容镇商民协会发行的信用券,并认为此时的商民协会等群众组织“是重要的革命民众团体之一”。此后,一些有关近代货币方面的论著或文章都将这张钞票列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货币”或“人民政权货币”。研究表明,这张鄂城县华容镇商民协会信用券,应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地区县镇商会发行的商会票。分析如下:一、“鄂城县华容镇商民协会信用券”简介该信用券为横式石印钱票。正面的图案、边框及文字等均为蓝色。中心为面额“计洋壹角”,两旁分别有椭圆形亭阁图和宝塔图;其上有“商民协会信用券”…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河南正阳出土“禽”铭铜器初探

正禽族是晚商王朝的一个重要方国和部族。他们的文化面貌如何、他们的聚居地在哪里、他们与商王朝是何等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在以前的著录中也有部分"禽"或"亚禽"铭文的青铜器资料(1),由于资料少而零散,且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最近几年,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发现一处商代墓地,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其中有相当比例的青铜器上都有"禽"或"亚禽"铭文,为深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将以     

海贸遗珍——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

生产的外销艺术品。清政府规定,来华贸易的外国人只允许与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交易,并指定在广州城西十三行商馆区一带黄埔港进行。《黄埔锚地》(图1)是从长洲岛远望开去的黄埔全景,黄埔岛沿岸,设立了许多船坞仓栈,为远洋船只提供修理服务。此画笔功细致,刻画船只及建筑物尤为精确。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公行起始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外洋行成立,再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洋行制度废止,广州十三行行商名目及行数一直在变化之中,浩官、庭呱、茂呱、鳌呱、啉呱等均是较有影响力的行商。到18世纪,欧美开始追求我国出产的漆器、家具、墙纸…     

商团事件九十祭

正广州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明清两代的十三行、七十二行商总商会、九大善堂、广东自治会等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广东商人和海外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是孙文反清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凡商业发达的地方,市民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广州的市民阶层,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晚清立宪运动的激荡与熏陶下,民间社会迅速崛起,组织商会、商团、公安维持会一类社团,形成一股纷扰和喧嚣的潮流,在民国初     

清代广州外销丝绸上的康乃馨

正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伴随世界地理大发现,东西航路开通,标志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逐渐形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了"(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的上谕,欧美各国商人仅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地进行通商贸易,西方人称之为"一口通商政策"(theonlyportpolicy)。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大宗商品的商业贸易。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就是对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外销丝织品贸易盛况的描述。     

从商文化的东渐看商族起源“东方说”的不合理性

所谓商文化,指的是商王朝时期商族所创造的文化。商王朝建立之前的商族文化,可称作先商文化,以遗址命名,又可称作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与先商文化通称为商族文化。对商族文化进行研究,这是多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对于先商文化和商文化的形成与分布地域的研究,尤为学术界所重视,可谓是研究商族起源必须涉及的问题。众所周知,有关商族起源诸观点中有一“东方说”,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商族文化存在着由东而西渐之势。本文在确定商代初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基础上,认为商文化存在着由西而东渐之势,进而否定有关商族起源的“东方…     

论清代秋审“签商”

"签商"从清代公牍中看,指多个办事机构间提出异见、进行交流的书面讨论形式,在中央司法环节中可能出现的有三法司"签商"、九卿"签商"、秋审"签商"等。秋审"签商"意味着秋审班中的各官员根据招册所报送的案情,在决定死囚的"立决"或"监候"等行刑方式时,如产生不一致看法,则可将异见先行提出,于秋审机构内部讨论;其后果或是"签商"者与刑部等达成一致并"画一具奏",或是"签商"者保留异见并"两议具奏"。秋审"签商"本质是以秋审招册所载案情为基础、参与秋审的官员因具体情理与律例适用方面的斟酌权衡所产生的争议,其争议以确定犯人的"情实"、"缓决"处理为中心,其定论关系到待决犯人的生死,是复核死刑监候案件的最终环节。相比其他会审形式,秋审"签商"有独特之处,以此可透视秋审的制度特色与清代中央司法的运作。     

中外交流的窗口:中国古籍中的明清广州十三行

正冷东教授认为,目前"资料建设仍是制约十三行研究深入的瓶颈和障碍,国内外中文资料的发掘利用仍有很大的空间"。[1]2000年以后,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史料整理及索引编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清宫所藏十三行潘氏商人档案》、《十三行研究中文论著目录索引及内容提要》、《广东方志与十三行:十三行资料辑要》相继出版、发表,但总体上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和挖掘仍嫌不足,特别是对古籍文献中的史料有待进行深层次的整理。     

“方寸”见青史:元明清中央政府经营西藏的历史“印”证

正印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明要素,其以小小的"方寸"之物,负载着人类社会关于权力、等级和身份的诸多理念,对人类社会秩序的维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元朝开始,经明至今,历代中央政府均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和措施来经营西藏,使其与祖国的政治隶属关系再未改变和断绝。上述历史和事实不容忽视和歪曲,历代中央政府颁给西藏的各种印章便是最忠实的历史"印"证。     

“高氏之宝”印章考释

1977年,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西北的十三敖包乡水泉村白草洼,出土一枚印文为"高氏之宝"的印章,现藏辽上京博物馆.<辽上京文物撷英>一书辑有此印,并认定为辽代印章①,然殊可商榷,现将"高氏之宝"介绍如下,略作考释.     

蒙元“大朝国师印”之商兑

西藏罗布林卡藏有一方十分重要的元代印章,印文为"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有学者认为,此枚印章的主人是蒙古宪宗时期的那摩大师,其中"大朝"应作国号理解。本文指出,此处"大朝国师"意若"大元帝师",或指西藏高僧乞剌斯八斡节儿国师。     

商周时期“百工”研究

晚商及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组织模式是家族式的,其家族长拥有较高的地位。这个时期的"百工"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手工业生产家族,二是代指百官。东周以降,手工业者的家族组织逐渐变得松散,工师成为新的领袖,这个时期文献中的"百工"多用来泛指手工业者。     

清末“保商彩票”与商号破产清理研究

发售彩票募集资金,是清末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和发展公共事业的重要手段。1904年8月,中国通商银行镇江分行负责人尹稚山亏空官款数十万元,盛宣怀以尹稚山产业为彩头,编制彩票发售,弥补镇江分行亏欠款项。自"尹稚山案"后,以"保商彩票"为名,由江南逐渐向京津地区扩展,迅速成为清末商界商号破产的一种清理模式,但这种模式仅仅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前后迅速消亡。利用"保商彩票"清理破产案是清末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与地方财政问题密切相关;其衰落及消亡,亦受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的影响。     

“手工工场”概念谬误的渊源

"手工工场"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数十年来,学术界根据苏联史学理论将其定义为包含集中的和分散的手工工场两种形式,并将此视为马克思主义理念。然而,这种定义却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存在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谬误。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手工工场"仅为集中的手工业生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