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归堂”:康熙宫廷西洋教士寻求皇帝宽容天主教的活动(1669—1671)

康熙八年(1669年)三月,西洋教士南怀仁以"监督历法"身份掌钦天监,意味着西洋历法重新得到朝廷认可。尽管如此,天主教并未得到弛禁。宫廷传教士努力寻求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两年之后,在杨光先教案中被逐至广东的西洋教士得以"奉旨归堂"。本文利用中西文献,研究西洋教士重掌钦天监后,实现地方教士"各归本堂"的过程,不仅剖析宫廷传教士为推动朝廷宽容天主教,周旋于皇帝、礼部和满汉大臣之间的策略和人际环境,而且揭示出皇帝与官员大臣的态度和反应。     

明政府对入华西洋教士的态度与政策

西洋教士入华是明朝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遭遇的一个新问题。广东地方政府首先允许西洋教士入华,并对其施行一定的管理和控制。至利玛窦进京之后,西洋教士的问题逐渐为明廷所重视。从西洋教士在明代中国分布和扩散呈现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待传教士的主流态度是包容的,但以不违背他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为前提。1616年南京教案的爆发凸显了明政府对西洋教士宽容的有限性。     

清宫廷西洋乐队

清宫廷西洋乐队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是清康熙朝传入中国的。当时供奉内廷的西洋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等将西洋乐器进献给康熙皇帝,并为之进讲西洋乐理,教会康熙皇帝用西洋乐器演奏西洋乐曲。法国传教士白晋曾充当康熙特使,回国向法王路易十四呈递的奏折（《康熙皇帝传》...     

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通过进贡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是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宫中进单》中的传教士进单,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一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进贡,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动,并探讨了传教士在乾隆朝特殊环境之下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感激的心理。本文结合其他材料,通过进贡透视了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西洋奇物的好奇,二、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三、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进贡中传教士与乾隆皇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已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皇帝所决定。     

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

二、乾隆帝对西洋奇器的追求雍正朝初年,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与雍正帝的政敌——允禩、允禟交往密切的耶稣会士,受到了严厉的制裁。雍正朝廷对在地方“生事惑众”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到澳门,但对在京的西方耶稣会士仍照旧例给予     

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

清朝前期在活跃于宫廷的西方传教士中，意大利人马国贤（MatteoRipa，1682－1745）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本文拟从明末清初西洋美术作品的流传，马国贤引进和传播西洋绘画的贡献，他在有关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表现以及同康熙、雍正皇帝关系等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国内外学者。明朝末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洋美术作品亦开始在中国知识阶层流传。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呈献给神宗皇帝的礼物中，那一幅天主像和两幅天主圣母像，被认为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品。此外，利玛窦还带来不少西洋雕版图画和书籍。其中的…     

孙嘉淦:从犯颜直谏到胆小怕事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原是清朝雍乾时期的犯颜直谏之臣,时人赞美他颇有魏征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的遗风。雍正即位后,鼓励大臣们上疏言事。官居翰林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

康熙时期西洋医学源源不断传入宫中。西洋医学的传入是通过传教士这个媒介来进行的.他们凭借在宫中的一系列医事活动,向清廷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医学理念和治疗方法。西洋医学之所以在宫中有立足之地,取决于康熙皇帝对西洋医学所持的科学、客观的认同态度。     

乾隆与西洋传教士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们接触最多的时期,也是康熙帝对西学最重视的时期。这期间发生三件大事：南怀仁改造现象台、康熙勤奋学习西洋科学技术、绘制《皇舆全览图》。由于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使西方科学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芽”。然而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与罗马教廷之间,敌意渐生,同时也疏远了传教士。康熙因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十分讨厌甚至震怒：“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会技艺之人留用”,对其余者“禁之可也,免得多事”。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即位。采取了更…     

乾纲独断：康熙朝天主教传教政策的制定——以内务府佐理外事为中心

康熙帝在位期间，以其敏锐与果敢，强势引导清廷天主教传教政策的更张。制度变革背后，内务府的角色不容轻忽。某种程度上，内务府及其属员参与协理外事，是传教士作为“域外工匠”出入造办处带来的结果。以造办处监造为中心的内务府属员，协助皇帝同传教士之间建立起相对直接的互动与接触，由他们构成的情报网络，成为康熙帝高效获取、理解西洋消息，进而制定、推行传教政策的重要倚仗。总体上，自康熙朝前期禁止传教政策的贯彻，至康熙三十一年自由传教政策制定，再到康熙四十五年领票传教制施行，清廷的传教士统御制度存在明显的“内廷化”倾向。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

康熙帝在中国历史上开创性地任用西士于朝廷和宫中.西士是西洋传教士中被康熙帝任用的人士,令他们发挥西方科技艺术特长.康熙帝用西士供职钦天监,制作历法;铸造西洋火炮;予西士兵部职衔、文书,参与外交谈判和出使西洋;用皇帝特别派遣名义出使外国及教廷;派往全国各地测绘地图;为修纂大型图书提供资料;从事西医书籍翻译和医药研制、治疗疾病;制作提供欣赏的艺术品;还有一些零星差事,如主持京师赈灾事务.康熙帝之所以赋予西士各项使命,是国家政务和个人爱好需要的结合:制定科学历法是以农立国的君主所需要;同俄国订立边界条约及测绘舆图是为巩固疆域、保守国土;借助西方科学知识从文化上压抑汉巨;生活上享受西士所带来的西方科技、医疗成果.康熙帝一度允许天主教传教,促成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黄金时期的出现;开创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外签订正式条约的先例;开创性地招募国际人才,令后世颇可师法.康熙帝也是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开创者,留下启迪后人的文化遗产.     

郑和下西洋与太仓

自从明永乐三年(1405)六月朝廷派郑和通使西洋(明朝时将婆罗洲以西海域称为西洋)以后,太仓就和郑和下西洋这一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

中国从明朝万历到清朝道光年间,都有西方传教士在北京活动,或在朝廷内作官。在此期间各个皇帝与传教士多少都有些接触,其中以康熙皇帝与他们的接触为最广泛,关系也最密切。     

乾隆组建的管弦乐队

大约三百年前,由两位名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和托马斯·佩雷拉的耶稣传教士最早把西洋乐器带入了当时的清朝宫廷,从此,西洋乐器便传人了中国的紫禁城。两位传教士了解到康熙皇帝爱好推崇西洋的文化和科学,便把他们所带的乐器——介绍给了他。后来,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略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随着欧洲商人与传教士的东来传入中国,首先在澳门,并经澳门向中国内地传播。本文勾稽大量中西文史料,对西洋音乐在中国宫廷及民间传播的史实进行了分析,并对明清之际几次西洋乐队进入中国进行了考证,其中很多资料均为作者发掘。     

碰撞与融合——散记海西画派

本文通过明清中西文化交融大的历史背景，介绍以西洋传教士为主所形成的海西画派形成到消亡的历史过程。     

乾隆“西洋馆译语”书题语源考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五种"西洋馆译语"分别为汉语与法、德、葡、意及拉丁语的对译字书。前四种书题中的国名均采用拉丁语而非本土语言,与其他"华夷译语"类字书习惯不同,这是因为"西洋馆译语"的编者系来华的传教士,而拉丁正是当时传教士的通用语言。最后一种《拉氐诺话》中的"拉氐诺"来自Latina的中性形式Latinum。     

康熙“红票”考——兼谈“传教信票”及康熙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康熙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红票",即写给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的红色谕旨。该谕旨以满文、汉文和拉丁文书写并刊刻,是清初"礼仪之争"背景下,康熙皇帝积极与罗马教皇沟通的重要物证。"红票"拉丁文之后,有供职宫中的多位西洋传教士的签名,反映出中西交往中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这种召见表明康熙皇帝认可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但坚决不允许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和传统文化。     

清朝皇帝与西洋音乐

清朝康熙年间,有两位耶稣传教士,一位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另一位叫托马斯·佩雷拉,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当时的紫禁城,除带来一些书籍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洋乐器。康熙十分喜欢那些长长短短、或大或小的西洋乐器,每到夜晚,宫廷乐队除演奏一些清新婉转的民乐,另外还要为康熙演奏一些西洋音乐。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不仅十分欣赏西洋音乐,有时还要亲自演奏。对此,传教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在他的传记中也有详细记载:"清朝康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