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方志文化的社会功用

<正>一、地方志与文化的历史渊源早在汉代,我国就有“文化”一词,通常是作为封建帝王所施用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由于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现代文化内涵正逐步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结构和观念。它表现在知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习俗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心理思     

宁夏区域文化寻根

我国古代的“文化”,主要指文治、教化和礼乐章典制度。近代的所谓文化。是指与自然相对称的人类文明,其内涵相当宽泛,可以划分为广义的（大）文化和狭义的（小）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即一切非自然的人类创造物。它包括物质文化（技术、工具等）、     

文化类编章地方特点的体现

文化一词原本专指我国古代王朝施行的文治和教化,南北朝时南齐王融《曲水诗序》有：“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句。时至今日,文化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已是多样的了,从广义来说,它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来说,指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同时,它还指一般知识。这里所说的文化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卫生等。文化类编章为志书中记述文化内容的部分,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广播电视、报刊出版、文物胜迹等。鲁讯先生曾经说过“有地…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向意义,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藏书宜子弟 种木长风烟——明代藏书家的刻书与抄书

正明代建国后,太祖朱元璋提倡文治,昌明儒学,致力教化,兴建学校,选拔学官,积极推进文化教育进步与发展。明前期虽缕有动荡,但经过数十年努力,终于形成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为明朝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古代图书事业也由此逐渐走向鼎盛。明代前、中期图书的刊刻传播,主要通过中央和地方官府,这一时期的藏书群体也主要是贵族和官僚。中后期随着     

我的父亲黄昌俊

着龙场九驿的开通，各种文化思潮对水东影响也日益加深。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在贵州城兴建了贵州第一个官学——贵州宣慰司学。这既是官学传播的成功之举，也是对贵州土司制度改革的前奏。但刘淑贞不为眼前一已之利而忧，却识大局，极力协助，为官学兴起作出贡献。刘淑贞深知文治教化的作用可利后人，故与宋诚同心协力，从而为贵州明初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水东地区日后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略论方志编篡之质量要义及基本要求

地方志是真实记载一地历史与现状的重要精神文化产品,其特定的“官书”性、权威性、遗产性和“存史、资治、教化”性决定了在编纂过程中,必须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一地之地情。     

论方志的六大服务功能

传统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是方志应用理论实践和研究的永恒主题,文章所论方志服务政治、经济、文化、教化、学术研究、改革发展的六大功能,是对传统方志功能新内涵的拓展与探索,期冀成为21世纪方志界同仁的不懈追求和精神境界。     

论方志的六大服务功能

传统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是方志应用理论实践和研究的永恒主题。本文所论方志服务政治、经济、文化、教化、学术研究、改革发展的六大功能．是对传统方志功能新内涵的拓展与探索。希冀成为21世纪方志界同仁的不懈追求和精神境界。     

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崇尚文治,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士大夫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塑造了崇高的士大夫精神。“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是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携手打造的跨年大展,展示来自38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约300件宋代文物精品,突出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浙江宋代士大夫墓葬出土文物,展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览分上下篇,上篇以“文治天下”讲述宋代士大夫的治世行道,下篇以“士林风雅”展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生活。     

中西“人文”精神的当代思考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考中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存在价值与世俗欲求的肯定和尊重。因社会背景之异,中西“人文”精神存在较大的岐异。在儒学典籍中,“人文”一词深寓着道德教化的内涵。而在西方,人文主义则缘起“人文学科”,而     

洪武朝编辑史鉴书述论

明太祖朱元璋自起兵反元,至统一天下的三十余年,非常注重古今史事对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在“以猛治国”的同时,并重教化,大兴文治。在洪武一朝,朱元璋下令编集纂修了大量图书,如修《元史》、纂《洪武正韵》等书,其中以古今史事教诲和儆戒世人的书,占了很大比例,编修之频繁、成书数量之多,为历代各王朝所罕见,其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以史以鉴”的内容,对明代政治、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不寻常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并予以探讨。首先,我们把这类性质的书敕编的时间、成书经过、大致内容、简要胪列如下,以见其大概。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以文化人

以文化人,即是要以文化、文明教化、变化、转化人。因其浩大、繁杂。文化、文明出现很早、很多、很杂,故几千年来至今,对文化、文明,全世界都难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善于厘清、敢于结论的《辞海》,也不得不下大包围地说,“文化”是泛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文明”似乎更难定义,直接说其“犹如文化”,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     

从编纂者主观角度谈地方志的功用

编纂地方志有什么功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二条指出:“编纂地方志是一项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对全面了解和反映我国地情国情,对推进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对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有重要意义。”流行的说法则是“资治、存史、教化”。作为以特定体例形式记载地情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地方志具有“存史”或说“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地方志书的主要功用应是利用资料“资治”和“教化”。然而,所谓方志的“六字”功能,是就其客观作用与功效而言的。从主观角度看,地方志对…     

意象与本真：明清“义婢”现象解析

明清时期的“义婢”是指那些遵循“主婢之义”并忠实于主人甚至甘愿自我牺牲的那类婢女。“义婢”表现形式各异,且集“主婢之义”和“女性之义”于一身,成为重“义”的教化典范。这与官方的渲染、推崇有关,但更与婢女主观层面的自我认同、自我变异和自我满足感紧密相关。     

儒家思想的信仰

儒家思想的信仰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为人处世态度和原则。这种信仰,我们称之为“情感信仰”。儒家的思想以仁爱为本、修己安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态度教化世人。儒家思想与宗教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追寻父亲白寿彝先生的学术踪迹——父亲在大学的生活(1925-1932年)

父亲白寿彝在 1 6岁到 2 3岁时 ,也就是 1 92 5年至 1 93 2年之间就读大学。在这近八年之中 ,三年攻读研究生。他勤学苦读 ,力争上进 ,同时又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火热运动之中 ,把学习、研究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体现出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青年的爱国品质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就读上海文治大学1 92 5年 ,父亲在上海文治大学函授科上学 ,后又考入上海文治大学。上海文治大学为私立大学 ,虽然大学规模不大 ,但是有很好的教师任教 ,如陈去病先生教词言 ,胡朴安先生教文字学 ,顾实先生教《汉书·艺文志》。他们过去多是“南社”成员 ,思想…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评介

<正>自洪武朝废除丞相后,明代宦官在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中日益处于重要位置。学界对此已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明代宦官制度和权力的演进,以及宦官与教育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表现。吴兆丰著《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是研究明代精英士大夫教化宦官的“化宦”认知和行动并评估其效果的力作。     

论南宋书院的社会教化及其基本特质

儒家语境中的“教化”实为一种社会教化,并以设学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以期达到化民成俗的理想社会秩序。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伴随着书院演化为一种教育机构而发轫。南宋时期,理学大兴,旨在重振以人伦道德为本位的儒家传统。鉴于学校与科举结合导致其教化功能的式微,南宋儒者有意另建书院作为维系天理民彝、阐扬道德教化的平台。南宋书院发展已具相当规模,且与理学形成“形”“神”互依互存的关系。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由此真正彰显。基于觉有先后的人性认识,南宋儒者赋予书院社会教化“传道济民”的特质：书院重在首先以人伦道德为本涵养士人的德性,成就礼仪贤士,进而影响至其他社会成员。出于“秀于民而为士”的观念,南宋书院从“民”中择其“俊秀”作为施教对象,也呈现了书院社会教化可以通向平民的一面。书院的社会教化是南宋儒者建构的社会教化体系中的一环,大学的特性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精英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