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康有为在青岛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原名祖诒,字广 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省南海县人,因而也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康有为在历史上为人永记,实在于他力倡变法,主张改革,并成为戊戌维新的闯将。 鸦片战争后,帝国产义入侵,康有为提出“变法图强”,曾几次上书皇帝。在德国侵占青岛后,康有为第七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采纳,史称“戊戌变法”,因变法主要是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为骨干,故也称“康梁变法”。但变法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康有为逃亡国外。 那个时候,康有为并没到过青岛…     

丘逢甲黄遵宪“争雄”与诗界革命

1996年公布了康有为在近一个世纪前的批注,涉及丘逢甲与黄遵宪“争雄”、丘逢甲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以及“诗界革命”等重大问题。丘、黄“争雄”确有其事,但由于当事人恰当的处理和梁启超的斡旋,终使二人成为朋友,并对“诗界革命”队伍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有为与他的悖论

康有为是一个名字系于伟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人物。这个事件即戊戌变法。评价戊戌变法也就等于评价了康有为。现在已鲜有不仰视戊戌变法者,康有为自然也就成为举世推尊的贤哲。虽然变法未竞全功,建立“一姓王朝”的宏图赉志而没,然其精神已人人心,其影响已达黔首。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立宪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史学界颇重视他“择法俄日以定国是”,论其立宪思想与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却忽视了他“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本文拟对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介绍和分析。康有为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法国大革命的:一、游历香港时阅读了《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前者谈到法国大革命。也读过王韬的《法国志略》,该书造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但持否定态度。通过中国人的这些初级读物,康有为对法国革命有了一鳞片爪的了解。二、“复遍读各国译本西书,乃知西方治国有法度”。25岁时他在上海“大购西书”,“冬月抵乡,闭户潜修,尽释故见,专肆西学”。当时中国出版     

《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

以《教学通义》为切入点,作前后延伸,可以了解康有为早期经学思想的来路与去向。康有为早年对周公的尊崇系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启发,同时也开始受到常州公羊学派的影响。“通变宜民”的“变政”观念使他既能尊崇周公也能欣赏孔子,而借最高王权变法的思想又使他的取法对象更是“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无位”的孔子。上书活动的失败,促使他调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的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重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在康有为基于经世的观念而今古文兼采的阶段,廖平似不可能影响到他,但是在因时局激荡而冲破旧的经学思想格局之际,廖平的“辟刘之议”尤其是对《周礼》的处理方式很可能刺激了康有为的新思路。     

论戊戌百日维新忽起忽落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百日维新之所以会“忽起忽落”,是因为康有为不恰当地介入了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康有为的扶光绪抑慈禧之策,迎合了光绪的某种需要,故戊戌百日维新“忽起”;而所谓的“尊帝讨逆”、救光绪,康有为、谭嗣同谋诛荣禄、兵围颐和园,直接威胁了慈禧的地位,致使戊戌百日维新“忽落”。     

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

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009年1月,杨天石则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     

康有为在天津

康有为,是清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进士,主持乙未科会试的大总裁是祁世长(祁隽藻之子,北洋候补道祁景颐之祖),因此康有为对寿阳祁家十分感激,与祁景颐尤为相契。1927年,康有为不甘心复辟的失败,企图继续进行挣扎,到天津来见溥仪,住在旧日租界的息游别墅,即与祁景颐朝夕过从。祁景颐和我是亲戚,康有为的事都是他对我说的。为了拉拢天津的军阀官僚,名流士绅,康有为到处联络,进行游说。有一次北洋政客潘复请康有为吃饭。康在潘家“当众挥毫”,大写其对联、条幅,赠送来宾。凡是前来赴宴的陪客(我也是陪客之一),每人一副,来者不拒,借以联络感情…     

康有为流亡海外的日子

康有为1898年戊戌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流血政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多年。1898年9月20日,清兵在南海会馆没有捉住康有为,慈禧暴跳如雷,朝廷给烟台、上海发出了紧急懿旨:“康有为企图进毒丸谋害皇帝,事败南逃,务必捉拿,就地正法。”9月21日上午,康有为上了英国公司的现艘客轮“重庆”号,从购票到上船,没有受到任何盘查。接到慈禧懿旨的上海道蔡钧特地照会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要求他准许搜查从天津开来的所有英轮。私下里,白利南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场就决定营救康有为。1898年9月24日,当“重庆”号行驶到吴淞口外的时候,…     

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坛,留下一堆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光绪帝意识…     

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

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     

没有不可变的“祖宗之法”——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感言

中国古代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农业社会,所以除“敬天”之外,又提倡“法祖”。凡祖宗,都是神;祖宗之法,都是“良法”、“美法”,无论如何动不得,变不得。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提出“大集群臣而谋变政”等主张。皇帝本来想当面和康有为谈谈,但格于“四品以下不得召见”的“祖宗之法”,     

《康有为全集》第一、二卷的文献价值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而决定出版《康有为全集》,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康有为著作等身,据其弟子张伯祯编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计有经、史、子、集部著作137种,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函电、杂著和《目录》编成以后数年的著述。这些著作在康有为生前乃至解放前只刊印了很少部分,且已不易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康氏著作的出版渐受重视。50年代出版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卷,收有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未刊稿”、书牍等40余件,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戊戌变法史的基本史料,但现在我们知道,其中所谓“戊戌奏稿”29件大部分是他     

康有为若干墨迹研究

康有为是二十世纪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位大家,在理论与创作上都卓有建树,其书法风格独到,史称“康体”。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藏有十余幅康有为书法真迹,代表了其晚年书法艺术的成就。本文通过对其中一批作品的解析,阐释了康有为晚年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他与青岛深厚的人文渊源关系。     

康有为在广州办学考辨

康有为在广州办学是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各种书籍对其记述也颇多,但内容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对办学的时间和地点,各家说法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辞海》(缩印本)“万木草堂”条的释文为:“万木草堂,康有为讲学之所。1891年(光绪十七年)创设于广州长兴里。……1894年被迫解散”。 二、《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认为:康有为于1890年在广州决心从事讲学,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为培养变法的骨干作     

康有为晚年在上海

晚年的康有为,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１９１４年,康有为租赁了盛宣怀的一座住宅辛家花园定居了下来。园主人原是犹太人辛溪,后因破产而落人盛宣怀之手。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光景也不是太好过。１９２１年,康有为又在愚园路自购地皮,建造了一座占地１０亩的“游存庐”。这位在１９世纪风光一时的康圣人,是如何打发他桑榆之年的呢？ 妻妾成群 晚年康有为的家中成员庞杂,其中有他的４位夫人和６个未婚子女。元配是张妙华,第２到第６位夫人,分别为梁随觉、何旃理、市冈鹤子、廖定徵与张光。张妙华比康有为大３岁,结婚时她２２岁,康有…     

康有为近代意识刍议

1898年,康有为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封建顽固派攻击他是“民主教皇”。这顶帽子戴于康有为的头上,虽然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却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康有为的思想,一开始就被视为封建传统思想的异端。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     

民表与摄氏表

阎锡山主政山西时,曾邀康有为主持山西省县长考试。康有为出的题目是《廉吏民表》,取意于宋朝包拯的《乞不用脏吏疏》。包拯在这篇奏疏中有这样一句：“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本义是说,廉洁的官吏,是老百姓的表率;而贪官污吏,是残害百姓的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