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方震小学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一文的来信

《纵横》编辑同志： 今年5月,我在网上读到贵刊2008年第10期所载张白怀等人写的《上海方震小学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文中涉及我的祖父程一中和姑姑程哲宣（时任方震小学校长）。1947年时,我虽然只有11岁,但他们筹办该校的整个过程都在我家（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进行,我曾跟随家中大人多次到地处闸北的方震小学参观,卜明同志也曾在我家养病……可以说我是当时最年幼的目击者,     

忆我亲爱的弟弟穆青

我家原籍河南周家15,仅有草房数间。祖父兄弟5人,全靠曾祖父的工资生活。后来,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曾祖父已照顾不了,只好分家。当时,祖父在安徽蚌埠一家煤矿谋职。我随祖母、父母和2个姑姑到了蚌埠后,租倪家房屋3间居住。祖父是前清举人、书法家。祖母精通阿拉伯文,此时应聘到南京回族女学任教。大姑母随祖母去南京,我们则留在蚌埠照顾祖父。     

奶奶们讲的满洲故实

1948年沈阳解放,父亲被任命东北轻工业管理局计划科科长,成为“奉天满清宗室”中在新政权为“吏”的第一人。当时我家住在闹市十一纬路一幢3层楼的二楼．亲戚们闻讯投奔。满族尚往来,重礼节,极好面子．父亲将院内一溜4间车库,盘炕立灶,供老人们享用。“我家的奶奶数不清,有事没事都登门。关东烟子管个够,絮絮叨叨说不停。”大奶奶、老奶奶是我去世奶奶的姊妹,跟我们在一起。经常串门子的有大北关的依奶奶,小河沿的富奶奶,铁西的卢奶奶……我玩儿累了。就到后院找吃的。     

从修船老板到船厂工程师

父亲曾经有两个厂高贤文:我父亲叫高青山,是修船的。过去他曾经开了两个厂,一个叫德隆,一个叫德昌。德昌就在现在的大智公寓那里。德隆在大智路原来的113号。德昌请了24个工人,德隆请了22个,这是工商业改造时期我家两个厂的规模。当时的政策,雇工16个人是一个重要界限。8个人以下算工商户;8个人以上算企业;     

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

<正>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社在天桥西边盖起了一栋四层的宿舍楼,当时的门牌是华仁路六号,包括我家在内约有几十户家庭住进了     

太行山大峡谷的寂静岁月

太行山对我也不太陌生,那首抗日歌曲我从小就会唱: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让它在那里灭亡。太行山,当年八路军打日本的地方。能打游击的地方,一定远离城市嘈杂,一定是山高林又密,一定是原始生态保护完好,一定是旅游休闲的好地方。壶关的太行山大峡谷就是这样一处所在。     

三十年代华北地区的中日交涉

陶尚铭和殷汝耕是上世纪30年代经常见报的“新闻人物”,华北地区中日交涉与此二人密切相关。其中,陶尚铭是我父亲,殷汝耕与我家也有来往。先父生前与朋友聊天时,对30年代旧事谈得较详细。现将我亲见亲闻整理成文,或许能对当时的一些疑案起到诠释作用。     

我的大姨父刘寿朋

我的大姨父刘寿朋,原名刘道涵,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江西省九江县城门乡人。他在武汉多少也有点名声。 1935年,张群主鄂,大姨父当上了湖北省建设厅长,简任官,月薪500元大洋。承他的情,把我父亲安插到该厅当主任科员,于是我家便由九江挪到湖北省省会武昌。当时,我年仅8岁,还在读小学。     

下江人（下篇）

有几位素昧平生的下江人,因国难而与我家结下缘份。大姐明端的黔江中学班主任老师张慧,人如其名,秀外而慧中,小巧温婉,正符合人们心中的江南女子形象：姐姐很崇拜她,请她带着朋友们来舍间作客,我母亲对她印象也很好。当时她刚新婚不久,夫婿是中国银行的主办会计祝寿庭先生,也是下江人,籍贯南通。不到三十岁,风度翩翩：忽一日,姐姐     

我给毛泽东当“信使”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李明灏于6月间由石家庄到达武汉.他是我幼年时的老师,又有亲戚关系,所以到武汉不久的一天晚上就来到我家.当时我在汉口经营大公牌电池厂,解放不久,骤然相见,彼此不胜欣慰.7月1日,李明灏又来到我家,因已见面几次,知道我有意参加革命工作,便明白地说:“我这次南下,负有和平解放湖南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策动长沙和沙市、宜昌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倒向人民方面来.程潜、陈明仁、宋希濂指挥的部队,你有认识的人么?”我     

编读往来

《旅游》杂志社的编辑:我是偶然到北京出差时在一个报刊事买到的《旅游》,当时是今年第一期,比较喜欢,算是贵刊的一名新读者。我家在上海,因为年初没有从邮局订到这本杂志,上海我家附近的报事也没有这本杂志,请问如何购买到贵刊?另外,如果还想购买以前的杂志还可以吗?上海读者王宇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高山口述自传

正一我出生于1925年2月,老家在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当时的高州就是个小镇大点的集市,过去叫做集镇,用现在的标准讲就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我就住在十字街上。我父亲叫李少良,是祖传医术,擅长治疗麻风、癣等皮肤病和咳喘。行医完全靠人介绍,(人家)相信就来看病,不相信就不来。我家大门上写着"李少良祖传医生"的字。我们家房子大,兼做棋牌室,法院一些法官有时到我们家来打打牌,赚     

爱，不消停

我家有个人,她把我当“宝”一样保护着。也许你会说谁家不当宝啊,可我家很特殊,她不让我一个人出去,不让我一个人睡觉,有时受不了了,我就在心里抱怨：你准备到我十八岁再放我出去吗,然后我再习惯一个人乘地铁,一个人走夜路？难道指望我瞬间长大么!     

北洋时期的进步报人林白水

林白水在我国早期新闻事业中,是一个先进 人物,他先后主办过几种报刊,都很有些声誉,他的言论,为当时社会所重视。因为他嫉恶如仇,口没遮栏,遂遭军阀忌恨,被杀害了。这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个重大的不幸事件。他被害于1926年8月7日,距今已40多年了。无论认识与不认识他的人,提到了他,总是异口同声,说他死得很冤。他和先父是在日本时同学,他的女儿慰君,和我家     

入小学的故事

每当九月一日来临前,我就想起许多小孩子准备上小学的故事。在1953年,国家规定7周岁上小学,我当时只有6周岁,我见别的孩子都报名上学,自己也非要上学,由于我家姊妹多,父母根本顾不上我,死缠硬磨下,我家邻居一个奶奶的姑娘,我们管她叫姑姑,对我妈说：“嫂子,我领她去报名试试？”于是她用钢笔把用毛笔写在黄色毛头纸的户口本上的1947年的生日改成了1946年,     

嘉业堂主人轶事

最近看到《学林漫录》第八集上许寅“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一文。堂主人刘承干和我祖父罗振玉有交谊,我还记得某一年我家住在天津日租界嘉乐里时,主人携其如夫人及记室沈醉愚(焜)来我家小住,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未与主人见过面。 主人生于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解放后一九六三年年,年八十二,当辛亥革命时年才三十一岁。主人以光绪末年秀才捐助巨资修建光绪皇帝的陵墓。由末代皇帝溥仪赠以四品卿衔。主人又喜与当时一般遗老往     

回忆解放初在太原求学

我家是中阳县城里的,算是中等水平的人家,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大人们自然要供我上学。1950年正月,我刚满13岁,姑夫是当时的辽县(今左权县)县委书记,他回乡探亲时,说定了把我带到太原叔叔家住些日子。县里将他作为大人物接待,派了两个骡子往介休车站送行。当时的中阳县还没有公路,我姑姑     

杨大辛:目击“天津事变”

1931年11月8日,仅仅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纠集一伙乌合之众,制造了一起武装暴乱事件,史称“天津事变”.这伙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所以习惯上又称之为“便衣队暴乱”.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大辛先生那一年刚刚6岁,那段日子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1931年11月的那几天,日本人的炮弹就在我家的房子上面飞来飞去,可以听到数不清的爆炸声和枪声,我当时十分害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就是日本人组织的一群汉奸在袭击天津警察和保安队.”     

儿时记忆中的梁漱溟伯伯

20世纪40年代，常有许多父亲的朋友到我家造访，梁漱溟伯伯也在其中。记得当时他人很清瘦，戴了一副金边眼镜，衣着朴素而古板——每次都很规整地穿一身长袍和黑马褂，一副不苟言笑的老夫子相。每逢他来时，我都是极其恭敬地对他行个90度鞠躬礼。他也极客气地点个头，偶尔对我微笑一下，但从不和我多说一句话，让我每次都感到很失望。     

朝鲜战争中转入朝鲜人民军的中国朝鲜族参战军人采访录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朝鲜族参战军人采访录(七)

<正>1.金昌烈采访时间:2010年11月4日。采访地点:延吉市朝阳川镇百货东楼6单元3楼东侧。我今年84岁,于1927年出生在吉林省延吉县细麟河,后来我家搬迁到和龙县头道。1945年8月15日,头道在苏联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当时,在头道镇我参加了别动队(1),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石东洙(2),他任教导员,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先去了朝鲜。后来我们到和龙编入治安队,1947年4月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