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

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不少附记编号。其编号方式有七种。就编号的性质而言,有些是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而更多的是管理与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中附记编号者很少,编号方式也很简单;西汉中期后有编号的铜器数量多,编号方式多种多样。与战国铜铭对照可以发现,战国时期铜铭中的编号罕见,方式也简单,而且战国铜铭中只有使用号而无造器号。这说明战国铜器制作规模小,往往是单个生产;而汉代铜器制作规模大,一般是批量生产。编号的不同,反映出铜器制作规模的差异     

西安市发现一批汉代铜器和铜羽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西安市道路上下水道公司第一工程队的工人和灞桥区新筑公社的社员,在西关南小巷修建自来水管时发现一批汉代铜器。这批铜器有铜钫、铜灯、铜熏炉和铜铛,大小共计五件。我会闻     

河南周口市出土两周铜器初识

河南周口市历年来出土西周和东周铜器有铜煎、铜簋、铜剑、铜戈等,作者选择有铭文的铜器作一介绍和初步研究。     

江油发现精美宋代窖藏铜器

江油市厚坝镇柏胜犀牛村发现三件大型铜器。铜器型制较大,制作精美,从其纹饰造型来看,结合江油白果寺遗址和彰明镇北街窖藏出土铜嚣比较分析,应为宋代窖藏仿礼器。     

北京延庆西屯墓地出土汉代铜器的科学分析

延庆西屯墓地出土的汉代铜器对于了解北京地区汉代铜器文化特征、制作技术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揭示该批铜器包含的科学信息,本文对其进行了科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西屯墓地出土铜器的材质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仅两件铜盆检测为铜铅二元合金、一件铜带钩为铜锡铅砷四元合金,且三类材质的合金化程度较低。除铜镜外,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器物类型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可见其青铜技术逐步衰退。多数铜器为铸造而成,根据器物的需要,还在局部采用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加工方式,说明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根据需要应用相关技术。     

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出土铜器是研究东周时期铜器文化特征、制作技术以及与周边列国的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甲乙墓出土铜器包涵的科学信息,本文对河南博物院馆藏部分甲乙墓出土铜器进行了科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甲乙墓出土铜器的材质以铜铅锡三元合金为主,部分兵器、车马器为铜锡二元合金,两类材质的合金化程度均较高.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器物类型之间的关系明显,显示制作者已能根据青铜器的用途而选择合适的制作材料,代表了较高的青铜冶铸技术水平.     

辽阳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议

辽阳博物馆收藏有两件1988年出土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石嘴山汉墓中的西汉刻铭铜器,其中的铜魁应为铜承盘,与同墓出土的铜熏炉是一组器物。两件铜器所刻铭文为研究汉代计量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反映了汉代辽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三至六世纪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南朝铜器的科技考古研究

西亚地区的响铜技术何时传入中国及东亚列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经对江苏句容、江都及南京出土的南朝铜器作科技考古研究,发现最迟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来自西亚的新型的响铜技术已经在中国南北方地区立足,此后可能相继传入韩国（百济）,并进而到达日本地区。过去,响铜及黄铜（输石）技术的考古学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在日本受到重视．但中国考古界则鲜有研究。新发现的这批南朝响铜器及黄铜制品时研究3-6世纪时期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响铜和黄铜（输石）工艺的传播乃至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三星堆铜器的合金成分和金相研究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对一批三星堆铜器进行了主量和微量元素分析;结合成分数据结果和器物类型分析,并对部分典型铜器进行了金相观察。研究表明:三星堆铜器不同器类的合金配比存在差异;与金沙、汉中和新干铜器群的比较显示,三星堆铜器与其他铜器群的合金成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铜器铅含量普遍较高。     

大竹县出土的明代铜器

1987年1月四川大竹出土了一批明代铜器,有铜爵128件,铜方炉15件,锡器3件。从铜器铭文可知,这批铜器是专门用以祭祀孔子、四配和十二哲人。明末文庙被毁,被人转移埋藏于此。     

滕州前掌大墓地“于屯”村IIIM308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

“于屯”村北墓区为前掌大“史”氏族团“分裂”而来的“鸟”氏支族墓区,其中IIIM308和IIIM309为“鸟”氏支族具有特殊身份的高级贵族夫妻异穴并葬墓。本文对IIIM308出土8件铜礼器进行材质分析及制作工艺考察,8件铜礼器的材质以铅锡青铜为主,皆为浑铸成型,采用了金属垫片、加强筋等工艺措施来保证铸造质量。9件“鸟”字铭文铜器,“鸟”字铭文形状可分为两组,可能系两个不同铸造作坊或前后两批次铸造。     

试析宁乡的商代铜铙

本世纪初以来,湖南宁乡地区被盛传为一种风格独特的铜器的主要出土地。该类铜器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纹饰上是对鸟、猪、羊等动物形象的热衷,表现在器物类型上是大型乐器铜铙的使用。时代相当于商代的铜铙是南方地区独特的青铜文化代表性器物之一,而宁乡是大型铜铙的     

几件有铭秦汉铜器的考释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秦汉铜器,其中多见刻铭者,它们对于秦汉铜器的断代、秦汉职官和度量衡制度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现择要考释如下： 1．二十五年铜盛（缺盖）高15、口径20厘米。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收购。通体分五棱六段。每段内刻云纹,云纹间原镶嵌有绿松石等,现已基本脱落,器底有“二十五年”、“造攻”、“一升八斗”刻铭（封三,3;图一,1）。     

黄河流域早期铜器演进初探

黄河流域是中国早期铜器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区域,早期铜器的演进受社会复杂化程度制约。在文明化进程的视野下,本文通过用铜遗存的考古信息与社会经济背景,将黄河流域早期铜器的演进分为早期用铜的萌芽、发展初期及区域化特征形成三个阶段,初步阐释铜制品从出现到规模化使用的过程。人群流动、定居农业、手工业生产、城市与权力的集中是影响黄河流域早期铜器演进模式的重要因素。大体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400年的文明进程中,黄河上游铜器的制作与使用具有相似的风格及开放共融的特征,而黄河中下游地区防御性城市与权力的发展,推动了铜器技术与社会功用的本土化转变。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一批铜器,见有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其中铜卣盖内与腹底铸有铭文“蜀册父癸”,铜爵腹内铸有铭文“移父癸”。铜卣与铜爵铭文第一个字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个字,一般认为是“索”,材料公布者认为器主是《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鲁所赐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本文在重新考释该字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铜器的矿料来源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夏家店下层文化铜器的物料信息,探讨其矿料来源,采用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MC-ICP-MS)对4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1处高台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了铅同位素比值测定,并将测定结果同辽西地区几处金属矿的铅同位素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这4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铜器的原料可能是使用辽西当地的大井多金属矿的矿石冶炼而成,而大山前遗址出土铜器的铅料有可能来自辽宁桓仁的多金属矿,二道井子遗址所出红铜器的铜料则可能另有来源。所属高台山文化的湾柳遗址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具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特征,表明其与同期其他考古学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古城深处的铜匠世家

在喀什,走进以精美的手工艺品著称的乌斯塘布依街,可以见到一片灿烂夺目的铜器市场,其中,最为醒目的便是吐逊·艾山老人的铜匠作坊。这里出售铜制的冬种器皿,有铜壶、铜盆、铜瓢……其中仅铜壶就有几十种。这些铜器精致、美观,不仅有诸多的实用价值,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引得中外游客纷纷前来购买, 有些人还将它作为艺术品收藏。这些巧夺天工的铜器,不是用现代机器和模具加工出来的,而是全部用手工制作的。     

由“曾侯”铭文铜器分组论叶家山侯级大墓的排序

本文对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曾侯”铜器按照铭文内容、字体进行了分组研究,指出大部分仅署名“曾侯”而未具私名的铜器,实际上为曾侯犺所作,墓地所出的“曾侯”铭文铜器中根本无法找到所谓的“未具私名的曾侯”,因此墓地仅有曾侯犺、曾侯谏两位曾侯,三座侯级大墓的早晚关系为M111（曾侯犺墓）→M28（曾侯谏墓）→M65（非曾侯墓）。     

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分析及其年代

为研究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铜铁器的制作技术及其年代,本文对第3次发掘出土的17件铜器和3件铁器进行了成分分析,部分器物进行了显微组织观察。结果表明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元素有铜、锡、铅、锑、砷等多种成分,当时已有较多的合金配比知识,加工方式多样化,处于较为成熟的青铜时代。2件铁器出土于第6层,1件铁器出土于第5层,出土于第6层的1件铁器进行了金相观察,为人工冶炼的块炼铁,是铁器时代的产物。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器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出土的铜器也有密切的联系,结合碳十四数据,本文初步推断剑川海门口第3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年代应处于春秋到战国时期。     

论殷墟铜器墓中陶器的使用方式

殷墟的高等级墓葬多是通过随葬的铜礼器来彰显其身份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铜器墓中或多或少还随葬有一定数量的陶器,以往学者似乎并未对随葬的陶器加以关注,只是一并将它们归人随葬品叙述了事,并未对这些陶器在随葬品组合中起到的作用做过多讨论^[1]。本文拟通过对殷墟铜器墓中陶器使用情况、陶器与铜礼器的配合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