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的信息指标略说(一)

水下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之一,她诞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水下考古以所有水域遗留下来的过往人类遗存为研究和保护对象,包括所有沉没于水下的船只、港口、聚落等。也可以看作是田野考古学在水下的延伸,根据考古学的一般原则,她有自己一整套相对独立的方法和技术。     

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研究概述

长年埋藏于水下的文化遗产,在适应周围的化学、物理及生态环境后可达到一种平衡的保存状态。通过概述水下埋藏环境对文物产生的影响,并对国外文物保护工作者在沉船、水下文物点、古代聚落遗址等类型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的成果进行研究,为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2010年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再获丰硕成果

<正>2010年4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海南省文物局合作,于4月14日至5月19日,对西沙群岛海域永乐群岛诸岛礁进行水下文物普查。这是继2009年西沙群岛海域宣德群岛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水下考古调查。     

本体保护到综合治理：我国水下文物保护法治进路的思考——兼谈《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最佳实践名录的启示

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增强文化自觉的时代背景下,2022年新修订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为我国水下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更为完善全面的法律保障,也带来新的机遇。水下文物作为特殊的海洋资源,如何与其他海洋资源、地方经济和谐发展;又如何充分发挥其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增强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下我国水下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时代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于2015年确立水下文化遗产“最佳实践名录”制度并自2017年开始实施,该制度以水下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为遴选原则,以水下文化遗产与其他海洋资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遴选目标。13例“最佳实践”案例,对我国水下文物保护工作有借鉴意义。为推进我国水下文物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应尽快建立从本体保护到综合治理理念,逐步加强水下文物法治体系的建设,推进文化强国和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已于1月2日生效,该《公约》成员国第一届会议也于3月26日和27日在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召开。目前,世界上有三百多万遇难船只静卧海底;成百的装饰岩洞、城市和建筑淹没水下,等待探索。     

海洋条件下的水下文物埋藏环境概述

出水文物原本埋藏于水下环境,多种破坏因素协同作用,导致病害严重。在对其进行保护修复处理前,需要全面了解文物埋藏历程及病害机理。文物的腐蚀破坏是其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从海水、海洋生物和底质等三大方面探究海洋条件下的水下埋藏环境,并就中国水下考古常见的出水文物类型如陶瓷器、石质、金属质及木质文物的病害类型及原因作简要阐述。     

新鲜事

<正>墨西哥Mexico干旱致埋入河中400年教堂重见天日人们常用沧海桑田来比喻世事的变化。墨西哥一处深埋于水下的教堂,历经400年后竟奇迹般地重见天日。据墨西哥当地媒体报道,长久的干旱导致墨西哥水库水位下降,使得一处埋于河中400年的教堂重新出现在陆地上。据悉,该教堂围墙长55.78米,宽12.8米,建于16世纪,荒废于18世纪;此后由于洪水曾被深埋在水下长达400年。     

关于水下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的水下考古学的出现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在中国,则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引入。目前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正处在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向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转变的关键时期,本文重点讨论了水下考古学的定义、水下考古学理论建设、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等几个水下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并提出若干初步看法。     

江苏邳县发现郢爰

1989年,徐州市博物馆入藏了1枚于江苏邳县京杭运河、房亭河交汇处水下8米发现的郢爰。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条文解析

<正>一、立法宗旨第一条明确了本法是关于管理水下文物保护工作的规定。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对水下文物范围和我国的权利主张、保护管理机构、报告发现和上缴制度、考古发掘活动等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文物法》)的文物工作方针等规定同样适用于《条例》。     

广东水下考古的发展

广东省水下考古自1986年筹备开展以来,开展了“南海Ⅰ号”、西沙群岛、崖门内海沉船遗址以及其它一些小型水下考古遗址的勘探和发掘工作,建立了中国水下考古科研与培训基地,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广东省水下考古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对推动全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试论中国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制建设与国际合作

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受到关注的时间较晚,虽然近年发展速度较快,但距离形成一种更为理想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和机制的要求还相差很大。本文初步对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建设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介绍了联合国《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试图由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的视角,探讨如何利用国际规则促进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     

从西方到东方:海洋考古的一次遇见——《亚太地区早期航海:海洋考古学的视野》序

正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不断进步,海洋考古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发展,东亚与太平洋地带也是如此。日益成熟的水下技术手段确保了对一系列原本难以触及的水下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确保了考古学者能更精确地勘测、了解水下遗迹的内涵与分布。近年来,在许多滨海地带的工程建设将一系列珍贵的海洋文化遗存呈现于世人面前,例如伊斯坦布尔一个地铁站建设中揭示了37条古代海港遗址中的沉船,纽约市新世     

“丹东一号”沉船水下考古

<正>为保护海洋红港区基建海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受辽宁省文物局委托,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调查队承担具体调查工作。2014年4月通过多波束、旁侧声纳、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对规划海域划分出十一个区域,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一处符合条件的水下磁力信号,经潜水实地搜寻,发现少量出露海床的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绝大部分仍深埋于沙     

海洋水下文物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研究

经过我国三十余年的水下考古工作,一批重要的海洋水下文物被调查发现、发掘保护,但相对于陆地不可移动文物,海洋水下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在文物保护规划指导下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模式尚未形成。本文根据我国海洋水下文物资源的特点,阐释其在历史文化、海洋发展、主权宣示等方面的核心价值;针对海洋水下文物资源保护工作状况,分析海洋水下文物法律体系、管理制度、空间管控等方面的问题;遵循问题导向,结合新时代文物保护和社会发展需求,提出制定适宜的海洋水下文物保护利用的思路、原则以及规划方法,并以甘泉岛遗址保护规划为例加以说明,为海洋水下文物资源保护利用规划提供借鉴参考。     

保护，从海权谈起

来自中国海域或带有明显中国标志的水下文物,屡屡成为国际艺术品市场上的热门拍卖品,而我国的考古工作者鞭长莫及、无能为力。要改变这种现状,维护我们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权利,就要从维护、捍卫海权开始。对于海洋文化遗产,目前我国相关文物法的规定是"对于道存于中国内水、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     

“碗礁1号”沉船打捞纪实

据统计,约有300多万艘沉船分布于大洋底部。随着全球“打捞沉船热”的升温．加强对人类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遏制与打击“海底挖宝”的行为．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呼声。福建平潭碗礁I号清代沉船遗址．来自景德镇的几万件精美青花瓷器甫一发现即惨遭盗掘。国家博物馆和福建省有关部门闻讯紧急组成了前所未有的由34名水下考古队员组成的考古队．在2005年台风肆虐的季节,进行了艰苦危险的水下发掘．清理出水景德镇官窑瓷器17000余件。     

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实地采访”报道

从1990年起,国家水下考古队就开始在黄海、南海、东海、渤海等沿海海域开展水下考古工作。"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起步不晚,但是进展缓慢"。     

中国水下考古

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以人类水下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同时,水下考古学又是一门边缘学科,需要诸多相关学科的技术支持,如海洋勘探技术、潜水工程技术等等。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起步较晚,     

水下考古德化窑瓷器浅析

我国考古事业随着技术的进步有了很大发展,水下考古也得以实现与提升。文章就水下考古德化窑瓷器进行研究,介绍了水下考古及德化窑瓷器水下考古遇到的困境,并对德化窑瓷器现状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