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的中日两国存在着更直接的共同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西邻国,这就是思考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发点,无论从经济方面看,还是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威胁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责任重大,理应做出贡献,中日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中日关系的课题与期待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20年间,两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历史教科书编委员”为中心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历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重大障碍,要破解这一障碍,笔者认为有必要同战败日本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现状联系起来加以认识,为了东北亚的安全与和平,日本应改革单方面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中韩日三国的市民运动也应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安全,和平和经济的发展。     

关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考

所谓历史问题,并非历史问题本身,而主要是对历史认识的问题。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特别是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日间差异相当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战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有时显得比较突出,有时可能又被一些倾向掩盖住了。具体剖析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战后民间诉讼、遗弃化学武器等典型问题,均可以看出两国在认识上的差异。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苏日关系比较研究

鸠山内阁时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与日恢复邦交,苏日两国很快实现,而中日两国仍停留于民间交往。其原因是复杂的,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1、在鸠山内阁外交战略中,日苏关系先于日中关系;2、中苏两国对日外交方式不同,苏联选择政府间的非正式外交方式,中国选择非政府间的民间交往方式;3、中苏两国对解决日俘、渔业等问题的认识不同,苏联将其视为邦交的资本,中国将其视为邦交的前提。     

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间,发展是主流,从文化渊源上,日本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受益国,然而,文化上的诸多貌似相同的因素,孕育了本质上的诸多不同之处,成为两国间产生摩擦的文化原因。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会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但是,一波三折地前行,似乎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种宿命,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只要日本正视并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以真诚的态度友好相处,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变化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的变化,一是形成以自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权,并未真正出现一个与自民党相抗衡的政党;二是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对立消失,日趋保守化。加之冷战后政党在外交决策中作用的加强等因素的影响,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     

Northeast Asian Resource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olitics in Asia

Soaring prices for minerals and energy are posing a major threat to the resource security of economies in Asia. As a result, many regional governments have launched new resource security strategi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Most recent attention to resource security in Asia has focused on debating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source policies are mercantilist or liberal. This China-focused debate is too narrow to fully capture the nature of resource politics in Northeast Asia, since the governments of Japan and Korea have also recently launched their own resource security strategies. This paper considers regional-level trends in Asian resource politics by examining the causes, content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source security strategies deployed by the consumer governments in Northeast Asia. It argues that growing resource security concerns, combined with a process of competitive policy emulation, have seen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governments each adopt mercantilist resource security strategies over the last decade. Furthermore, the competitive nature of these mercantilist strategies is acting to intensif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between the Asian region’s three main economic powers.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过“政经分离”政策。其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日复交35年后的今天,“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对如今时而“政冷经热”、时而“政经双冷”的中日关系来说,重温这段“政经之争”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胡锦涛主席访日与当代中日关系

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2008年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为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为扭转两国关系不断下滑的趋势,中日双方对这次访问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次访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文解读了2008年5月7日签署的中日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性文件,最后分析了这次访问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试析中日环保合作的现状及未来

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代价。而环境问题跨国界的特点使得邻国日本对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环保合作是两国众多合作与交流领域中最活跃、最有成效和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国际环境双边合作树立了典范。本文将回顾中日环保合作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其特点与缺陷,并尝试对中日环保合作的前景作出展望。     

Rising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ast Asian elites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or the East Asian region today is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Starting with the fishing trawler incident in September 2010, followed by Japan's nationalisation of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this relationship is experiencing an escalation of tensions in most, if not all, areas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response to the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China and Japan have elevated the importance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in their foreign policy strategies. Focusing on how elites from five South-East Asian states—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Vietnam—perceive the engagement of China and Japan with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poses two questions: (1) How do South-East Asian elites view the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and (2) How do South-East Asian elites view the role of ASEAN in managing the competition? The analysis here concludes that while some South-East Asian elites see opportunities in the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they nevertheless do not perceive it as an issue of critical significance. Instead, the concern lies generally with major-power dynamics, and particularly with Sino-US relations. ASEAN is viewed to lack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although its external balancing function has perceptibly helped to restrain any escalation of major-power tensions.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战后中日关系研究的概况与问题--以中日两国的学术专著为中心

中国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基本上在历史学领域中展开,但实证研究仍需进一步的努力.而日本学者注意到国际政治学方法论的采用,强调了国际政治结构对中日关系的制约,但在史学研究方面还有不断把新史料纳入视野、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等方面的发展空间.相信整体性的过程研究和实证经验理论总结将使我们能够有基础和有信心尝试建立一些规范的分析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对历史和思想演变的深层规律进行某种程度的哲学分析,即所谓理论的建构.     

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正处于外交转型中的德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这也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初期,德国表面采取超脱的中立姿态,多次拒绝清政府与英、俄等国的调停提议,实质是鼓励或偏袒日本的战争行为。由于担心战争可能对远东利益格局乃至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不利于德国的变化,且出于帝国主义追求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防范东方文明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战争后期、中日谈判及"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国大幅度调整政策,积极推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尽管很难明确判定哪项动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推动者与重要参与者"的结论。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德国在远东的外交以及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政治与经济失衡的中日关系演进

日本军国主义覆亡已经有60年．在这一期间的中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从最近30多年的中日关系史观察,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日本的主动选择,而是美国改变对华战略所产生的国际效应之一,也是由当时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对于两个有着百年恩怨,深层的历史问题并未获得实质性解决,义处于同一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国家来说,根植于普遍的历史共识和社会心理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非如邦交正常化那样简单。正因为如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决定中日关系格局的两个基本变量,即政治与经济日益走向失衡。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政治三原则 ,为后来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并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与此同时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也为消除这一障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及其在周边关系中的运用

中国安全观的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明确提出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新安全观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成为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标志。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是:从内涵上看,体现了安全的综合性;从目标上看,寻求共同安全;从手段上看,以合作促安全。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是中国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及展望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经贸关系出现较快的发展态势。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一些波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中日进出口贸易从建交时的10.9亿美元,扩大到2006年的2073.6亿美元,日本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中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机电产品已经成为双方贸易的第一大商品,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活跃,中日贸易正在向水平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不断的增长,截至2006年12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累计达到580.4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台湾省,位居第三位。展望未来,中日经贸关系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台湾问题是当前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美日插手中国台湾问题,主要是出于两国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的考虑。但事实上,这不利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应采取的对策包括提高综合国力,发展中美、中日关系,坚持睦邻友好外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