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传教士与欧洲文明的东传——略述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欧洲观

公元十六至十八世纪有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互影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国文化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欧洲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从万历到乾隆,中国人对於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中西文化出现了双向交流的热络局面。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後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不同的是,後者是比较主动地去了解世界的形势,而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西洋体育在澳门的传播

从明(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门,到(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这三百五十余年间,澳门一直充当着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樑与孔道作用。(虽然鸦片战争後,香港崛起完全取代澳门早期之地位,但十九世纪後半个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头十年,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当时处於领先地位的西方哲学思想、科学技术及文学艺术等均通过澳门传入中国,并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思想、科学、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於这些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关於明清时期西洋体育在澳门传播的情况却基本上无人关…     

明末清初福建留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多是颇有学问的人文学者或自然科学家,他们在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带回西方,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也开始西传。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为了培养中国的传教人员,同时也为了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开始介绍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到欧洲留学,以便他们学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的辑录和研究

法国汉学作为西方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悠久,名家辈出,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始于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要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和宗教,因此对中国的民俗习惯、伦理道德、传统宗教、民间崇拜、神话传说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也因此向欧洲人打开了陌生神秘的中国社会风俗文化的一角,并为十九世纪各西方人文学科著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民俗研究是法国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可惜由于语言隔阂和学术交流的欠缺,国人对该领域作品的译介和关注甚少。实际上,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以传教为目的而开展的中国民俗调查和研究,直接成为后来西方汉学界中国民俗研究的先声,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明清时期西洋体育在澳门的传播

从明(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门,到(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这三百五十余年间。澳门一直充当着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与孔道作用。(虽然鸦片战争後。香港崛起完全取代澳门早期之地位,但十九世纪後半个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头十年。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西方哲学思想、科学技术及文学艺术等均通过澳门传入中国,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把中国展示给了西方。中国的东方文明是否真如此迷人?由于交通的阻碍,这一疑问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困惑着西方人。三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新航道开辟,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其中尤以耶稣会士为多(从1552年至1700年共有十几个国家64名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以亲身所见所闻,把中国进一步描绘给西方,不仅证实了马可·波罗记述的真实性,也进一步较全面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去年,笔者有机会到英国访问,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阅读了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是西方人记载中国史的珍贵材料,揭示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早期传教士来中国,肩负的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为了传播宗教,他们必须熟悉并认识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们来中国后,首先接触到的便是不同于西方、却丰富多采,又十分直观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著述中,此类记载可谓相当详细。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本文只就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人衣食住行及某些习俗的西传,作一些介绍和探讨;这对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不无裨益。     

章士钊的“农业文明”论

在五四文化论争中,章士钊抛出“农国论”,认为西方国家因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之害已经陷入绝境,中国亦深受工业化之害,趋于沦亡;中国必须以农业立国,摒弃工业化和物质文明,恢复知足、节欲、不争的农国精神和传统道德,才能免于亡国之祸,并担负起拯救西方世界的责任。“农国论”是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又一种形式,是精神文明论的变种,本质上是道德复古主义。     

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把中国人妖魔化的“黄祸”论甚嚣尘上。对此,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属保守主义者的辜鸿铭,用外文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加以批驳。辜文主要从中西文化的不同性格入手,论证中国文明是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国人是深具“理性意识和道义感”的民族,并以具体事例证明一些在华西方人的言行不符合文明人的标准。他还指出各自“扩展”,即实现“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门户开放”,是消除双方恐惧和敌意的根本办法。     

一部具有特色的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新书——评李良玉著《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

最近,我读了李良玉同志所著《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下面简称“李书”)一书之后,不禁有鲜葩濯春耳目一新之感.李书的主要特色,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在世界文化演进的宏观背景中考察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从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个方面检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准确地把握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脉搏.落后是中国近代招致屈辱的根源,也许可以说,在世界进入近代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中国曾经是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度.但自从17世纪中叶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生产力水平大致相仿而又缺乏联系的世界,迅速分裂为西方工业文明和非西方农业文明二大体系.比东方落后的非洲、美洲等首先被征服,     

相似还是相异?——近现代国外有关中西方文明的历史比较

正历史上的中西方文明究竟相似还是相异,(1)近现代国外学者进行过颇有价值的历史比较。在此过程中,尽管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截然对立,但主流意见还是比较清楚的。重温这些比较对于我们从历史角度认识世情和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将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不无价值。欧洲对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系统认识肇始于新航路开辟后的西学东渐。16世纪耶稣会士在将天主教传入晚明的同时,也把古代中国文化带回欧洲,为启蒙思想家建构世界历史体系提供了东方     

近代中国第一留学家族——珠海唐家唐氏

明朝中叶以后,葡萄牙占据澳门,澳门及其附近地区因此成为最先灌输近代西方文明于封建中国的＂珠澳中西文化走廊＂。近代以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孕育出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教育活动,引领近代中国百年留学潮,并孕育有南屏容氏、唐家唐氏、北岭徐氏、梅溪陈氏、南溪薛氏等闻名于世的留学家族。     

从明代耶稣会士活动看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代（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在传来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将中华文化传人西方,从而将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本文试图从理性角度分析这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如何化解这种冲突,进而达到融通。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试评18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

明清之际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国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我国解放前,陈垣、陈受颐、阎宗临等学界名流也多有论著。1957年,朱谦之先生任教北大时,着手修改他于1940年出版的旧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将此书的“前论”作为讲义印发,文中有关耶稣会士的论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此后的两三年间,《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针对朱先生认为耶稣会士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来华耶稣会士被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①除了朱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利玛窦拉开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序幕,他与之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由此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诸如语言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美术等传入中国,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也流入欧洲。这一段中西文化在平等地位上交流的历史,倘从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将因其辉煌而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寻回文化的自信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     

专栏导言

正中国古代曾经有大量文献典籍通过使者、留学生、僧侣和商人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以及马来半岛等地,并对当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十六、十七世纪以后,欧洲贸易商船和来华传教士也将中国书籍带到欧洲。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伴随中国与世界往来渠道的扩大以及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等多种因素,更有大量图书文献流入日本以及欧美。历史上不同时期通过各种途径流传至世界各地的这些中国文献,构成了海外公私藏书机构丰富的中国古代典籍收藏的基础,其中不乏中国本土已经亡佚残缺者。系统调查研究海外中国文献收藏状况及其价值,既是了解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情况的基础工作,也是全面认识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课题。此外,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等国也有悠久的汉文写作历史。调查研究这些汉文著作,也是理解认识汉字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     

狄更斯文学中的宗教思想刍议

狄更斯是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英国文学巨匠,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方面,狄更斯的文学创作深受欧洲古典文化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和亚瑟王传奇的影响,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拷。对狄更斯文学中宗教思想的探讨,有助于更为精辟的把握狄更斯文学创作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