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王母．观音（一）——女娲城祭歌中三女神与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

基于对女娲城民间祭歌田野考察,民间女神信仰首先以女娲为代表,起于远古图腾早期的原始宗教,发展为众多的自然神及地方俗神;其次,以西王母为代表,起于远古至青铜时代的氏族图腾中后期信仰,并为后世道教推崇,形成庞大的道教神系;其三,以观音为代表,起于中古异域的中国化的佛教神谱;各宗各教万善归一汇入儒家“宗亲”“仁礼”学说,形成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     

《三茅宝卷》的信仰叙事建构

神灵"三茅"同时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系统。各系统为了将三茅信仰传播至民间,均通过《三茅宝卷》讲述神灵修道事迹。由于精神追求不同,道教与民间信仰会利用不同的叙事对宝卷内容进行不同层面的民间化调整,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三茅形象,并影响后续的神灵信仰发展。     

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信仰的地域扩展

碧霞元君由汉唐泰山玉女这一文学意象发展而来,宋元时期在道教的逐步吸纳和国家认同的共同推动下,其完成了从民间俗神到道教神仙的转变。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不仅多次得到帝王致祭、赐额,成为国家“准正祀性”神灵,其信仰也从泰山一隅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庙宇亦由山东等地向全国近20个省区扩展,形成了不同的核心、扩展、边缘区。碧霞元君信仰地域的扩展,与“岳镇海渎”之祭及朝廷推崇;其神职及信奉民众均多;流动官员、士商、移民的传播及道教的推动等诸多因素有关。     

神灵信仰的标准化与本土化——以胶东半岛妈祖信仰为例

"神的标准化"一经问世就成为民间信仰研究中强有力的解释工具,但胶东半岛妈祖信仰的发展实践表明,"神的标准化"有其局限性,不能适应于所有地区。因为神灵信仰势必要与传播地的文化相融合而实现本土化,而本土化是对标准化的消解,这就使得神灵信仰不能实现彻底的"标准化",而只能是一种"半标准化"。     

大足石刻道教造像渊源初探

道教造像和佛教造像相比为数甚少。因此,四川保存的二十余处道教造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因其系统和完整性,更加值得重视。对这一课题的探讨,不仅可以弄清道教石刻的艺术特点、渊源,同时还能寻觅到道教神系与民间信仰发展的历史踪迹。本文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组造像的渊源作一探讨,以求正于学术界。 一、自成系统的三清尊神 道教的神系十分复杂。它是在我国古代传统的鬼神信仰的基础上,以国家敬祀和民间崇拜的诸神为主体,并吸收了一些儒家的先王圣人及佛家的菩萨罗汉,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奇异的鬼神体系。     

近30年来的汉代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但关于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这其中既有史料匮乏的原因,更与理论指导的缺位有关。近30年来文史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涉及民间信仰的主要对象、西王母信仰、伏羲女娲信仰、巫信仰、神仙信仰、民间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等问题。以往的研究固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亦存在不足。今后要加强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尤其要深化对地域性神灵及其文化功能的研究,也要合理借鉴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使得我们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不仅要知其然,更要在深度分析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     

上海发现“郑和”的银质雕錾供像

自古以来在我国沿海渔民有供奉巡海大臣（神）之习惯。往往又以供奉天妃妈祖相组合,这种不属于佛教,又不属于道教的信仰,是民间信仰的一种,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明初,七次下西洋的郑和逐渐被民间供奉为巡海主神冲击明宣宗以后的明清封建统治者实行“禁海”镇国的政策。     

耀县药王山南庵道教壁画年代初探

我国壁画产生的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反映的内容涉及佛教、道教、民间民俗文化等不同文化领域,其中道教壁画以它所特有的神的形象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人感受到富有人格意义的威严,把深奥的教义通过图画形式演化为便于领会的故事,依靠形象的力量深化人们对神仙的崇敬和信仰。所以道教形成之后,壁画很快成为敬奉天神的表现形     

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的源流

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是道教中的神祗,也是民间所熟悉的神灵,但当前普遍认为他们源自佛教。因为虽然中国自古就有龙文化,可魏晋之前的古籍中却没有“龙王”的称谓,只是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后,在佛经中才出现了五龙王、七龙王、八龙王等名称。而较早提到“五方龙王”的也是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说灌顶神咒经》。另外在许多佛教经典著作如《华严生经》、《法华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中均提到龙王生活在海中,且有“行云布雨”之能,这又与道教的四海龙王非常相似。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道教就继承了佛教中的龙王形象,     

碑刻资料所见明清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自然神、历史人物的崇拜,也有对宗教神灵、其他民间神灵的敬奉,这一现象在当地的碑刻资料中记载甚为详尽。民众对神灵的信仰集中体现了功利性、自发性以及地方性的特点,透过这些特性,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干旱少雨、战争频发的地理、社会环境。而民间信仰在保护自然环境、稳定社会秩序、调节民众心理方面亦生产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澳门民间财神信仰旅游资源研究

民间财神信仰是中国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澳门地区最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之一,近年来已成为澳门主要的旅游资源之一。财神又是博彩业的行业神,但是由于中国大多数地区禁止博彩,因此关于此类信仰的研究甚少。本文从澳门民间财神信仰出发,分析了澳门民间主要祭祀的财神的功能与形象,并探讨了澳门博彩行业神信仰的神灵系统构成及其具备的特点。     

温州杨府侯王信俗及主要特色文化活动综述

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大多衍生自民间信仰。杨府侯王信俗是温州地区历史最为悠久、信众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刻的地方俗神崇拜,是温州民间信仰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要解读温州民间传统文化,离不开杨府侯王信俗。本文主要从各地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活动,梳理杨府侯王信俗在温州不同地区的演变进程及其价值意义。     

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

本文从宗教社会史的角度阐释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革。唐代是佛教和道教的全盛时期 ,而自唐末五代以后 ,佛、道二教均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佛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唐代义学宗派的衰落和新禅宗的崛起 ,以及佛教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道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神仙信仰的动摇、内丹术取代外丹术 ,以及南宋金元时期新道教的兴盛 ,道教从上层社会走向民间社会 ,民众道教成为主流。     

耀县药王山南庵道教璧画年代初探

我国壁画产生的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反映的内容涉及佛教、道教、民间民俗文化等不同文化领域,其中道教壁画以它所特有的神的形象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人感受到富有人格意义的威严,把深奥的教义通过图画形式演化为便于领会的故事,依靠形象的力量深化人们对神仙的崇敬和信仰.……     

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

本重新校录了上博48册《后唐清泰四年(935)八月十九日曹元深等祭神》,并以此为核心史料,结合大量考古材料和传统献,对唐宋时代敦煌的墓葬神煞进行了考辨。试图不仅恢复敦煌万神殿中这些重要神（礻氏）的“席位”,而且揭示民生宗教的神灵信仰体系中这一组成部分的基本特征：墓葬神煞的“历史延续性”远远超出松散型宗教中其他类别的神（礻氏）,佛教的“入侵”,道教的确立,改变的只是和地狱、天堂有关的信仰,墓葬领域则几乎没有触动。     

神像: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实践——基于冀南洗马村的田野考察

神像是一种人为建构的社会性文化符号,它基于神的观念而存在,是神在现实世界的象征和化身,承载着人们对神灵的想象,在民间信仰实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冀南洗马村供奉神灵众多,神像的种类也多样,它们的生产和使用能带来具体的社会功效,对乡土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略论金代红绿彩宗教元素瓷塑

目前所见的金代红绿彩宗教元素瓷塑,经考证有佛教神祗、道教神祗以及民间信仰的异像杂神等.这些宗教元素瓷塑作为规模化产品,尤其是大量发现于古代城市居住遗址,已具有非常明显的日常生活商品属性.红绿彩宗教元素瓷塑的设计、生产和使用场景,亦反映出金代中原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家庭化和混杂化.     

道教文化中“北帝”的信仰及发展

北帝是道教的神灵,他最初只是酆都地狱的掌管者,是地位低下的鬼官。在南北朝末至唐代和北宋末年以后,北帝的信仰先后两次发展,北帝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围绕着北帝出现了新的庞大的神灵体系,北帝信仰也从一部分道士的信仰发展成为整个道教的主流信仰。而北帝信仰的第一次发展是众多道士推崇的结果;北帝信仰的第二次发展则与北宋朝廷的推动有关。     

陕北·拜神

陕北是多个民族交融的地区,在漫长的岁月里,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粟特、鲜卑等民族都在这里留下印记,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都在这里广泛传播。每到新年正月,陕北人拜祖宗、祈神灵、转九曲,用各种方式祈求神灵保佑,多民族、多信仰完美地融为一体。     

浅述炳灵寺石窟关公题材及其反映的明清佛教特征

关羽是三国时的蜀汉名将,死后受民间和历代朝廷尊崇褒封,逐渐位居神列,后被佛、道二教分别吸收。在炳灵寺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中,共出现了四组关公与其二侍从关平、周仓为题材的画像及一帧关公三尊唐卡。本文试从关公题材的造型特征及其与窟内其他绘画题材的组合关系等入手,分析炳灵寺在大兴藏传佛教的同时也融合和吸收了民间道教、民间神祗中的信仰元素,形成佛、道、儒三教交融合流共同发展的多元化佛教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