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

关于拓跋鲜卑发祥地在大兴安岭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嘎仙洞所发现的文物除拓跋鲜卑自己派人在洞壁上所镌刻的“石刻祝文”外 ,全然与东胡鲜卑以及拓跋鲜卑毫无联系。 (2 )将李敞当时镌刻在洞壁上“石刻祝文”的有关内容与《魏书·礼志》对照后可知 ,《礼志》中拓跋鲜卑所谓的“旧墟石室”在乌洛侯国的说法是对《石刻祝文》 :“幽人忘遐 ,稽首来王 ,始闻旧墟 ,爰在彼方”原文之窜改。 (据“石刻祝文”则知拓跋魏的“先帝旧墟石室”之说源自乌洛侯神话传说 ,然不始于本民族 ,这是荒唐可笑的 ,其说之漏洞和破绽由此可见一斑。) (3)拓跋推寅南迁之大泽实即《山海经》的大泽 ,地在今河套一带 ,故知鄂尔多斯高原乃拓跋鲜卑实际的发祥地。 (4)拓跋魏屡以“西部鲜卑”自称 ,而西部鲜卑源自匈奴之属部 ,源出塞北之地。     

《大洋洲萧侯庙志》版本及其文献价值

<正>《大洋洲萧侯庙志》(以下简称《庙志》),初称《太洋洲萧侯庙志》,是一部有关江西新干大洋洲萧侯庙的专志。该《庙志》初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由郭子章辑录,后经清代、民国重修、续增印布海内,包括萧侯神像图、图赞、传、神迹、世系,勅谕、祝文、勘合、告文,以及明清以来名士缙绅所撰写的碑记诗文等。是志资料丰富,内容详实,是珍贵的地方文献,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拟对《庙志》版本作简要分析,对其文献价值作初步探讨。一、《庙志》版本《庙志》,明郭子章辑。郭子章,字相奎,泰和人,明隆庆进     

南宋越窑札记

南宋初年,越窑除了为两次明堂大礼烧造祭器外,还烧造御厨用瓷和其他官瓷。烧制御厨用瓷的时间约在南宋绍兴二年(1132),见于熊彦诗的奏书。史浩在绍兴十七年(1147)至二十年(1150)任余姚县尉期间曾监烧过官瓷,撰有《祭窑神祝文》。     

大兴安岭鲜卑石室是怎样发现的?

一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在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的嘎仙洞内(见图一),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四四三年)的石刻祝文。这一重大发现证明了嘎仙就是《魏书》所记载的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嘎仙洞是一个天然山洞,多少年来一直存在。在鄂伦春人中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嘎仙洞神话传说。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恶魔,名叫满盖(满盖是鄂伦春语),盘踞着这     

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很早见于我国古代文献。但石室位置究在何处,多少年来,中外学者屡有考证,诸说纷纭,迄无定论。近一年来,我们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对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的嘎仙洞,经过多次调查,反复考证,终于在1980年7月30日,于洞内石壁上找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石刻。内容为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这里致祭时所刻之祝文。经拓印,大部清晰可辨。可以确证,嘎仙     

古洞探幽

嘎仙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1980年7月,呼盟文物管理站米文平同志,在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官员来此祭祀祖先时镌刻在洞壁上的祝文。刻文所记与《魏书》所载基本相同,从而确切证实了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的神庙,是他们祖先曾长期居住过的旧墟石室。这是建国以来文博战线上重大发现之一。新华社《人民日报》曾播发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文物》     

介绍一件明朝晚期的祷雨祝文

天旱求雨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习俗。本文介绍了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朝末年静海县知县王用士因县内久旱无雨而撰写的祷雨祝文,是反映和记录这种相沿数千年的历史习俗的一件难得的实物资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镜里千秋』展览中的铜镜考古发掘品

2020年11月24日,经过精心筹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主办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以下简称“镜里千秋”展)开幕(图一)。该展览展出国博馆藏铜镜及其相关文物260余件(套),这是国博首次举办有关铜镜的专题展览(图二),其学术意义非同凡响。展出的铜镜考古发掘品30面,不仅有一般工艺镜,而且还有较为少见的特种工艺镜,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     

嘎仙洞祝文刻石与嵩山高灵庙碑

嘎仙洞祝文刻石与河南嵩山高灵庙碑同为北魏早期石刻。高灵庙碑太延年号(435—440年),祝文年月太平真君(440—451年),这两件石刻不但年代相联,而字的写法亦大致相同。如祝文刻石第一行维太平真君的"维"字,第二行天子臣燾"燾"字的四点,射字、官字,第三行中书侍郎的"中"字,李敞的"李"字,第七行惟祖惟父的"惟"字,第八行末的"剋"字等,都与高灵庙碑的字体写法相似,高灵庙碑字书写谨严秀丽,相传是道士寇谦之所书。碑石经过细     

2006“十大环球人物”评选活动获奖读者名单

(15名)北京北京天津(以下读者将获得价值2680元的《中外藏书集锦》一套)吕艳军河北张领辽宁黄国强福建付正红河南岑滋辽宁李建国湖北杨光华刘明国金文革陕西浙汀浙江东川川广四四文柱金吴迪杨泽波二等奖窦文倩谷岳王清波谷顺冯志猛王若愚(50名)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上海上海上海天津天津(100名)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天津天津安徽(以下读者将获得价值12(X)元的健康年卡)庞士海河北冯茂山贵州王成君河北张春贵州李光河南沈旭东湖北姚哗河南刘慢湖北王文静山西郑小凯湖北王方兴广东李竿湖南惠艳广东欧迪民湖…     

"薛孝通贻后券"辨伪

“薛孝通贻后券”(以下简称“贻后券”)是陈直先生在《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以下简称《南北朝》)一文中引用的一条石刻资料,据《南北朝》文：“薛孝通贻后券。北魏太昌元年刻,文十七行,每行十二字,公元一九二○年,山西太原出土,其地址恐为当日薛氏之祠堂。原石为夏子欣所得,后不知所售何人,外间知者绝少。”关于其价值,     

朱元璋太昊陵御祭碑及御祭文

太昊陵位于河南省淮阳县,据《陈州府志》记载:“太昊陵春秋时有陵,汉以前有祠。”历代帝王多来这里祭祀,但诏书和祝文却很少保存下来,惟明太祖朱元璋御制祝文致祭碑保留至今。此碑圆首方座,通高1．25米,宽0．85米,厚0．22米,置于太昊陵太始门上,除上方的“御制祝文”4字外,共241个字。碑文为阴刻,“御制祝文”4字为篆书,其余为楷书。碑上方环绕“御制祝文”阴刻龙图案,两侧阴刻云纹。(见图)碑文是:     

辽宁朝阳博物馆收藏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

辽宁省朝阳市博物馆(现朝阳博物馆)考古队于2006年5月在朝阳市开发区抢救性发掘了一座古代石筑墓葬(编号CYKM1,以下简称KM1),墓葬结构简单,出土器物很少,其中2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为朝阳地区首次发现,亦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首次发现,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年谱长编》纠误

丁江、赵丰田二氏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略称《梁谱》)是近现代人物年谱中的一部鸿篇巨制,素以资料翔实称,尤其是书中录谱主与其师友往还的七百余通书信,史料价值极高。编在处理资料时,将其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加上说明性的或     

《环球人物》读者调查问卷

为了进一步办好杂志,我们特举办本次读者调查活动,欢迎您填写以下问卷。请将填写完整的调查问卷于2013年7月16日前(以邮戳为准,复印有效)邮寄至: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环球人物杂志社办公室收(邮编:100733)或传真至:010-65363511。我们将于7月底抽出15名幸运读者,赠送价值千元的精美礼品。     

司空图诗文编年补正

本补正的主要对象为：《司空图年谱》(台湾学海出版社《唐诗六家年谱》本。以下简称《年谱》)、《司空图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以下简称《新论》)、《司空表圣研究》(台湾津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简称《研究》)、《司空图选集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简称《选注》)。本所引司空图诗、,主要依据《嘉业堂     

一部有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专业志——评《江苏省志·标准化志》

《江苏省志&;#183;标准化志》(以下简称《标志》)编纂工程浩大,收集史料盈丰,编写人员殚精竭虑,精雕细刻,历时六年,方定稿付梓。这种不畏艰辛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令人赞佩。正由于此,这部志书也是成功的,既有资政意义,又有存史价值。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d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文件集》),是由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特设的编辑部门——历史学家处(The office of the Historican)负责编辑的,由美国国家出版局文件管理处(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出版发型的大型官方外交史料档案集,它对研究中美关系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拟从史料学的角度对《文件集》(主要是1911—1949年有关中国问题诸卷)作些探讨与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广东通志馆与民国《广东通志》之编纂

清嘉庆、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仿《广西通志》例,纂修《广东通志》(以下简称“阮志”)三百三十四卷,于道光五年(1825)成书。90年以后,即民国5年(1916)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与梁鼎芬等主持修通志(以下简称“朱志”),但因时局动荡而中辍。民国21年(1932),邹鲁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兼广东通志馆馆长,     

《邓小平年谱(1904～1974)》选读札记

<正>2009年12月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披露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对于全面了解邓小平前70年的生平业绩和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鉴于全书部头较大,篇幅较长(共上、中、下三册,151万字),笔者仅选读了1952年7月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后的部分,并随手记录了一些所思所感。现择要整理如下,以与学界同仁交流研讨。一、关于台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