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年代拉我一把的老大哥

1963年夏,我初中毕业,即去西宁市找工作,在青海省交通厅民工招募处等候分配.等候分配的日子好难挨,我捧着一本小说心不在焉地翻着,突然耳边一声惊叫“501号,你能识文断字?” 我惊异地瞅着这个面孔黧黑个头比我高出一大截的大个子:“你咋知道我是501号呢?” 他说:“排队报名时,你挤在我身后,我是500,你不就是501.” 他把我那本厚厚的书瞅了瞅,说:“请给我婆姨(方言,老婆)写封信.”我问道:“写啥子事呢?” 他笑道:“就写我已经到了西宁,西宁是个好大好大的庄子啊,天天像赶集.我正在交通厅等候分配活计,餐餐给我们吃白面包子.” 我扑噗一笑:“你啥时候吃白面包子了?”他说:“就这样写吧,叫她放心就行.”     

结婚以后

1936年,我结婚了.在此前两年,我曾有过一次可贵的初恋.那时我虽然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戏子”,但我却绝不向往金钱的婚姻.说到钱,当时我红极一时,连我的师父也能把金戒指串起来当腰带系.我一点不看重它!我拒绝了那个把我当“干女儿”来监护的老板的供养.回绝了家有万贯资产的留洋阔少的纠缠,而且还无视“干娘”们的多     

监利县国大代表选举内幕

1947年夏天,我任原湖北省参议员,回监利竞选“国大代表”.当时,国民党鼓吹要“还政于民”,拟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实行“民主宪政”.结束“一党专政”.我天真、幼稚的被这种高调所迷惑.还打算以此为跳板,爬得更高一些,我欣欣然投入了喧嚣一时的竞选活动.(一)监利“国大代表”的候选人开始,监利有名的大富翁刘秉灿有意竞选“国大代表”.他在沙市任鄂中地区税务专员.那时候,我也在沙市工作.他约我商谈,他说:“我打算回县竞选‘国大代表’,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说;“你是监利有名的富人,如果你竞选,别人只要花一千块钱,而你势必要多花一倍,甚至十倍的钱.况且,选举这把戏,捉摸不定,金钱的力量有时无法反映到选举的漩涡.有的人往往当面答应投你的票,背后却变了卦.真是人人有把握,个个无希望.你多年在外,困难蛮多的.     

嚼一嚼江南生活的味道

我就是我,我就是樊子奇 带子奇从幼儿园回家,路上问他:“子奇,你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子奇回答道:“我将来长大就种种菜,种种米(经妈妈纠正后改为种种水稻),养养花,给花浇浇水,弹弹琴.就好了.”妈妈说:“哇、你这是想当小陶渊明呀!”子奇回答:“我不要当陶渊明,就要当樊子奇.”妈妈的话:子奇一周岁时说长大了要当画家.两周岁时说自己长大后要当诗人.三周岁时说自己长大后要做大事.四周岁说自己长大后要做自己.而期间的生活姿态从入世到出世.从三周岁开始思考:“我是谁?”到四周岁时忽然发现:“我就是我.我就要做我自己.”妈妈的话:小子奇真厉害!     

浩劫没有使我绝望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还和所有的人那样高呼“万岁”,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可事情就是那么不可思议,不可捉摸,我还没有从革命亢奋的情绪中缓过来,抄家风、揪斗风,就给我带来了扰乱、惶惑和悸怖.我母亲整日惴惴不安,总是用怯生生的眼光瞅着我.开始我还泰然处之,反过来安慰她:“我们不会被抄家的,我们问心无愧.”我尽量朝好的方面去解读眼前的一切.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小引

有人曾写过我的艺术生涯,取名《牡丹传奇》我的一生,“传”是可以传的,“奇”却并不奇.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奇的话,大概是我蹒珊走过的艺术道路艰苦而曲折,与一般艺术家走过的路略有所不同.正如一位熟悉而尊敬我的中年作家说的那样:“陈伯华度过了艰辛苦涩的童年,奋勇搏击的少年,苦闷彷徨的青年,欢乐成功的中年,生活在高风亮节的晚年.”当然,“高风亮节”是对我的过誉之词.我只能说,我的晚年对党和人民,对自己,都是问心无愧的.     

师父教我拿手戏

1934年左右,我母亲在民众乐园的“新市场”亲自组建了一个实力雄厚、阵容强大的汉剧泰斗大王班,其中就有我十分崇敬的董瑶阶先生.人们为要在牡丹花与筱牡丹花之间作个区别,索性在董瑶阶先生的艺名上加个“老”字,这就是“老牡丹花”与“筱牡丹花”并称的来由.     

一片童心的文物泰斗罗哲文

2012年5月15日早晨,在“长城保护情况调研”的途中,我得知了罗哲文先生去世的消息.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一时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坐在我旁边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说:“罗哲文老人昨晚11时40分去世了.”     

“打不到”的“走资派”

“打不到” 我所在的湖南嘉禾县有位副县长郝正杰,是山西平遥县人,说话带有十分浓厚的山西口音,十有七八听不懂,因此他平时很少和人交流,显得不苟言笑.“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揪了出来,经常挂上“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郝正杰”的黑牌游街.黑牌上“郝正杰”三个字上面还打上三个大大的红××.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的黑牌上有一个错字,“倒”的偏旁“亻”写成了“(彳)”,单立人的右边又多了一短竖.我因为长期搞文字工作,对错别字特别敏感,我问郝正杰:“你这黑牌上的字是谁写的?”     

MUSIC

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我爱你”,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我说“I＇ll be there”.天气冷了,需要穿毛衣。     

试管婴儿之父的中国心

他首次在世界上发明了“口服避孕药”,又成功地试验出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被新闻界誉为“口服避孕药之父”和“试管婴儿之父”.弥留之际,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说:‘即使我客死异邦,我也要魂归故里.     

毛主席南巡忆长征

1962年6月,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先向毛主席作检讨,我说:“主席,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     

晋中戏曲 东口生花——漫忆看戏七十年

我自认是个戏迷.我最爱看、爱听的戏是京戏和山西梆子.新中国成立后统一了剧种名称,京戏称“京剧”,山西梆子称“晋剧”,正规化了.现在,我要漫笔忆往事,最好还用旧名称,显得和     

武汉解放前夕的一个地下油印小组

我至今对油印机有着特殊的感情.这要从我们那个地下油印小组讲起.特殊任务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八·一九”大逮捕后,由于我上了敌人的黑名单,组织上决定我从北平转移到南方工作.1949年1月,我在武汉和党的地下市委接上了关系,由杨坤泉同志与我联系.在第二次碰头时,老杨对我说:“组织上准备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搞一部油印机印文件,怎样?”     

柔软一点

到今年二月份,我入旅游这一行就已经整整十六年了.刚“出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回想起来,那会儿的自己真是青涩得很.第一次独立带团,我从机场接上客人后就直奔酒店,结果到了前台,发现房间还不能入住,只好让客人在大堂里等.等了半个多小时,房间还是没好,老外们坐在大堂的沙发上都睡着了.我害怕他们投诉我,就跑去前台去跟工作人员吵.工作人员说:“按照国际惯例,酒店入住时间是下午两点,可现在才十点多……”我气坏了,直接甩出一句:“别跟我扯什么国际惯例!”     

关于“湖熟文化”的三点看法

这次来参加“湖熟文化命名30周年学术讨论会”,收获很多.看了“湖熟文化”的遗址,也看了“湖熟文化’的很多标本,会上还听了许多同志很好的意见,对我自己来说都还没有很好的消化,所以,大会要我讲讲,我就讲一些很粗浅的意见吧.我想讲三点看法.第一点, “湖熟文化”作为商周时期江南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有它自已的很特殊的方面的.我自己在关中地区做西周的考古工作,因此对西周时期的实物标本接触得多一点.关中是周人的本土文化,把关中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学     

风雨人生路

1933年9月1日,我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市艋老桦圩一个从事小手工业的家庭.“七七”事变后,台北等地出现了逃亡热潮,我父亲决定变卖家当离开台湾.1937年秋,我随父母离开台北,途经高雄转乘“十三港”巨轮到厦门.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厦门,直到二战结束.1949年秋厦门解放.在厦门,我亲眼目睹了日本占领、国民党统治和共产党领导的时代变迁,深切地体验到了黑暗与光明、苦难与幸福.     

深情凝志史

我是第二代台胞,1955年出生在武汉市郊县黄陂.在极左路线和“四人帮,”横行日子里,我的父母因有“海外关系”受到歧视,但我自强不息,加入了共青团.1972年,我高中毕业踏上了社会,先后做过泥瓦工、钳工等,后来进了汽修厂,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钻研技术,虚心向老师傅学习,不久就能熟炼地修理各种不同型号的车辆,使客户满意,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     

晚情

现在,我的一生求索基本上变成现实,我在事业上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然而在生活中,我却“孤身独影”.四十多年来,我实践了对刘骥先生的诺言,未再婚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