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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里,有一个“白”字。它的常见用法有三: (1)用做黑白之白,是形容词。写作(?)。(2)假借为侯伯之伯,是名词。写作(?)。(3)假借为百千之百,是数词。写作(?)。(?)“白”字用法多样,所以极易混淆。“三白羌”误为“三百羌”即是一例。武丁卜辞说:“三白羌用于丁。”(《续》2.16.3)“用三白羌于丁。”(《燕》245)为什么要用“白羌”来祭祀于丁呢? 《礼记·檀弓》说:“殷人尚白……牲用白。”卜辞所用白牲有:白豕、自彘、白豭、白牛、白犬、白羊。这样看来,“三白羌”应该是三“白羌”而不是“三百”羌了。商王用羌,其数有:羌一、三羌、四羌、六羌九羌、羌十人、羌卅、百羌。没有超过一百的数。“三百”有整而无零,更使人怀疑它不是三百而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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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出版的《定州北庄子汉墓黄肠石题铭》一书对北庄子汉墓中出土的718种黄肠石题铭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全面公布。通过对书中部分释文的重新释读,认为“兒”字下部所从“儿”形与“■”形互讹;编者误释的“白”“卩”“虎”“长”“鱼”“土”等字应是“伯”“卿”“寅”“张”“侯”“士”等字。同时补释出“北”“麃”“唐”“富”“长“”逆“”鱼”等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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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87年秋,笔者从一老农手中征集到一枚太平天国大钱,此钱同陕西澄城县发现的太平天国大钱酷似。铜币圆形方孔,直径7.8、穿孔内径1.8、厚0.35厘米,重170余克。钱正面铸有阳父“太平天国”4字,背面铸有繁体的“圣宝”2字,币文皆楷书对读。“天国”的“国”字,既不同繁体的“国”字,又同简化的“国”字有别,“国”字铸成“囯”字,钱币称“圣宝”,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宗教迷信色彩在钱币中的反映(见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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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明校证《金石录》卷十一“祖了彝铭”条云“李氏名公麟,字伯时父,有《古器图》一卷,行于世云”。(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213页)注中又云《宋史·艺文志一》著录李公麟《古器图》一卷。案:《宋史》444卷,文苑六《李公麟列传》称“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故“字伯时”一语可单独成立,“父”字为下一句之首。即《古器图》一书系李公麟父亲所写,而非李公麟之作。《宋史艺文志》成书于元朝,赵明诚《金石录》为南宋时著作,故《艺文志》之《古器图》记载当系误引《金石录》之故,此亦后世诸如《安徽历史述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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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楚公逆钟铭文论到西周的方伯制度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王健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7(2):52-66
西周的方伯 ,或称侯伯 ,是介于周王 (周天子 )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方伯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周王朝授予 ,如齐国 ;一是自己强大后造成既成事实 ,或可能得到周王朝承认 ,如楚国、徐国。方伯出现在西周初期 ,是商朝方伯制度的继续。方伯的存在使西周政治地理格局从一开始在某些地区就形成了周王—方伯—诸侯的三级结构。学术界长期忽视对西周方伯制度的研究。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为研究西周方伯提供了珍贵资料 ,结合文献 ,对西周方伯制度的形成、特点、方伯与周王、普通诸侯的关系等作了初步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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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实录》一书经孟昭庚等同志点校,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几处点校值得推敲: 1.点校本115页:“平明,大破台军于越城,临阵斩前锋何康、邓岳等。”注引《晋书》:“岳,陈郡人也,字子遐,勇力绝人,为桓温参军,时人方之樊哙。”案:邓岳既于王敦二次起兵时为台军所杀,二十年后岂能复任桓温参军?据《晋书·邓岳传》:“岳,字伯山,陈郡人也,本名岳……卒子遐嗣。遐字应远,勇力绝人,气盖当时,时人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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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年代以前,有宗周钟,其铭文中有“(害夫)”字。郭沫若同志以为该钟是西周昭王时器,“(害夫)”字应是西周昭王的名字“瑕”。而唐兰同志则以为是西周厉王时器,“(害夫)”字释为厉王的名字“胡”。后来也有同志释作“甫”的。1973年在陕西兰田出土有(害夫)叔鼎,铭文中有“(害夫)叔”二字。1975年在陕西扶风县出土的伯(?)诸器中,也多有“戎(害夫)”等字样。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发现大批西周的甲骨文。其中的 H_(11:232)片之文为:“其于伐(害夫)侯?”联系过去出土的录簋、录(?)卣、(?)甗等,对于(害夫)国的讨论又开展起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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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璇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2)
一、先秦海南岛为离耳国、雕题国 秦朝在南方开建南海、桂林、象郡是为两广、越南首次建立行政区划之始,秦之前,只有由当地人民建立的国。按《山海经·海内南经》称:“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虑”。这里的“离耳国”、“雕题国”,并排一起,我们认为和海南岛民族相类,即秦代以前,海南岛已有“离耳国”和“雕题国”。分述如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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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3)
《尚书·酒诰》中“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句,事关商周时期国家结构中外服诸侯的重要信息,应理解为“侯、甸、男、卫、邦伯”,断为“侯、甸、男、卫邦伯”和“侯、甸、男卫邦伯”都是不可取的。作册令方彝的“侯甸男”应是商周外服的省称,不能否认“侯甸男”之外还有其他诸侯;“卫”即“采卫”,虽源自武官,但也系外服诸侯;《白虎通义·爵》“侯甸任卫作国伯”似为《尚书·酒诰》或者《尚书》其他篇目佚文;“邦伯”为距离王室较远的异姓方国首领,不应是诸侯泛称;保卣铭文和斗子鼎铭文对看,可知“东国五侯”和“多邦伯”不是一种人。“侯、甸、男、卫、邦伯”才是符合商周外服体制的表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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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公布的柞伯鼎铭文,提到了虢仲与“昏”地。铭文中的这场战争,应是西周晚期周与东国淮夷的战争;“昏”地在山东,不在南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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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文物》2017,(1)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琱生诸器联读中,过去学者都读为“许”的其实是两个字,一个是许,另一个从言、从缶的字,并不是许,而应是从缶得声读为保。琱生诸器铭文所记述的是一次发生在宗族内部的两个氏族间关于“土田仆墉”的狱讼,宗君召伯虎负责处理此事,通过宗族地位最高的长辈“君氏”下令要求涉讼的另一方作出某种保证,使纠纷得到解决。然后宗君将结果上报朝廷,得到最终认可。曶鼎铭文记载的则是在西周贵族之间一次用“赎”的方式进行的交易,当一方违约时,为了使交易继续进行,就由违约方一再作出保证。琱生诸器铭文中“保”有别于“许”,“保”的内容的确定,要通过有权力决定事情的人最终的“许”(准许、同意)才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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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棠,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卒于光绪二年(1876年),享年七十一岁。字召伯,后来经常用“少白”二字。祖籍在浙江山阴兰亭西侧,遂自号“兰亭西客”,亦作“兰稀客”、“兰西”、“兰渚”、“兰白”、“痴白”……别署很多,如“酒乡人”、“蜕翁”、“蜕道人”、“蜕道士”、“石居士”、“石偶”等。斋号“响泉斋”、“听石轩”、“疏峰高馆”。曾与友人结“青云画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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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新著录的两件扫父养朝簋及与旧录的昶鼎、昶盘、昶等相关铭文中以往缺释或误释的文字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这几件器物的器主皆系扫父养朝,其时代系春秋早期后段,其与《贞松》所载同出的一些养国铜器,皆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自河南桐柏县平氏乡张相公庄(今平氏镇新庄)的养国家族墓地,从而复原了相关铜器群的出土背景,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误解。通过对昶伯夏父簋和昶伯夏父罍铭文中"夏"字的讨论,对古文字中相关"夏"字的构形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对传世的昶伯匜铭文中的"夏"字等文字进行了重新释读。南阳夏饷铺村鄂侯家族墓地M1所出昶伯壶的器主昶伯可能系养国公族,其时代为春秋早期,该器可能系养国贵族助鄂侯之丧的赗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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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发表的张宏明《<金石录校证>标点辨误一例》,指出《金石录校证》卷十一“祖丁彝铭”中一段文字的标点有误,这段文字是这样的:“李氏名公麟,字伯时父,有《古器图》一卷行于世云。”张文认为应在“字伯时”下断句,“父”字当属下句,亦即谓《古器图》为李公麟的父亲所作。他认为虽然《宋史·艺文志》著录了李公麟《古器图》一卷,但“《宋史·艺文志》成书于元朝,赵明诚《金石录》为南宋时著作,故《艺文志》之《古器图》记载当系误引《金石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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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北郊火烧璧发现一批窖藏唐代“官”字款白瓷器,都是碗盘类器具,俱在外底圈足内刻“官”字,它是在施釉后未烧前刻划的。瓷器胎薄质密坚硬,色白纯净;釉色白中闪青,光润晶莹,柔和细腻,造型精美,有三尖瓣、五尖瓣,五双脊瓣,五宽瓣、敞口型等碗盘,共32件。从残碎的瓷片中还可以看出,有净瓶类器物,制做工整,其各种造型与素白闪青的釉色结为一体,象一朵朵娇娇如雪的花朵,表现了当时窑工极高的艺术匠心。这批窖藏“官”字款白瓷是在基建挖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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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因军费支出浩大,财政困难,曾发行虚值货币铜銙牌(即钱牌),面值分“凖贰伯文省”、“凖叁伯文省”、“凖伍伯文省”3种。其中“貳伯文省”“貳”字的写法极为罕见。[第一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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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珍藏干海宁市图书馆的清代六舟上人《宋“嬲”字砖墨拓》(以下简称“嬲”字砖拓”),让人眼前顿觉一亮。砖古,是一块六舟所藏的晋代古砖,又被主人琢磨为一方砚台;字奇,上边有一个两“男”夹一“女”的“嬲”字;墨拓上题识、钤印部出自一代名家学者之手,弥足珍贵。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