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县制“政教合一”的演进和背景

新县制中的政教合一,先后经历了政教合长、政教分长、政教相连的演进、冲突和调整。其中的焦点是政教合长中的一人兼三长,是以乡镇保长为主体、以校长为兼职,还是以校长为主体、以乡镇保长为兼职的人事冲突。这在主观上与政教两界,包括掌控教育、内政两部的CC派与新政学系利益博弈相关,客观上则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综合与分工矛盾的制约,不宜简单以加强思想统制进行否定。这些一波三折的纠葛,揭示了理论上不成问题的政教关系,在近代中国的特定境遇下和实际运作中,大成问题的复杂面相。     

民国时期政教合一制下的西藏社会研究

近代以来,以清末西藏新政作为起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龙夏改革尝试等,西藏仍未摆脱政教合一、佛法笼罩整个社会的局面。宗教依然主导着西藏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整个社会宗教氛围依然浓厚,民众沉溺其中而不自知。与此同时,近代化因素随着西藏与外界交流的增加而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来,主张对西藏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萌芽已经产生,并开始挑战以寺院僧侣集团为核心的保守势力对于传统的固守。但由于西藏社会内部的发展惯性及惰性,最终充当打破西藏社会政教制度格局的关键因素并非来自于西藏社会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央政府。     

政教分离,抑或政教合一?——国民政府对西藏政治和宗教关系的政策考量

近代中国,共和体制下的国民政府为消除西藏在国家行政上的"特殊之形式",谋求对其政教合一制度进行改造,实施政教分离,改变长期以来西藏政教合一、宗教至上的社会状况,实现西藏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从而巩固边疆。但由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对中央若即若离,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民政府在处理西藏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政策层面上进行了诸多调整,反映了其在推行政教分离和维护政教合一制问题上难以取舍的矛盾心态。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近代前期思想家对英国贵族制的评论

在近代前期的200多年里,英国乃至欧洲思想界长久关注着不列颠贵族体制,对其褒扬或贬抑。两种力量的基本发展态势是,在17世纪,“褒扬派”占有绝对优势;进入18世纪后,两派势头呈大致均衡;19世纪以来“贬抑派”的势头则逐渐增强。但由于传统保守主义文化的影响和政府限制,国内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对贵族体制的政治运动。     

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在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与长官,即在高层政区实行“分离制”。从“行政幅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种制度是宋代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使权力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中央。“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在同级的不同机构之间,官员互相兼职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在中央政府与高层政区之间,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这两个因素减弱了“分离制”实施的力度,导致南宋中央的集权程度明显不如北宋。     

中间性团体:预防权力腐败的天然屏障——对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

法国大革命前,一方面是中央行政权力对贵族团体、教会和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等中间性团体的压制,另一方面是贵族、教会团体本身的腐化、"变质"和人民对中央权力的依赖,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行政集权专制的形成,并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继承了旧制度下摧毁一切中间性团体的传统,使民众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人,中央政府成了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深刻领会托克维尔关于中间性团体的思想,对于我们培育健康活泼的公民社会组织、预防权力的腐败具有积极的意义。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2010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越智重明曾提出不应过高评价魏晋南北朝的贵族制,因为据此恐怕很难搞清楚皇帝权力的本质。对此,谷川道雄批评说,若按照越智的意见,就无法究明六朝贵族制的特质。其后,日本的贵族制研究变得极其精致,另一方面,越智所说的皇帝权力问题相较贵族制研究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种情况是否仍在延续呢？     

社会公平视野下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

财富分配是工业社会的核心,风险分配是风险社会的主题。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叠加共存的现实,进而导致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加剧。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寻找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监督和制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六十一个春秋,其间也一直处于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之中。当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在运转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改进和完善,而解决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贵族的经济状况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农奴的解放使该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农奴的解放是统治阶级面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作出的一种自救式反应。在农奴制改革前政治经济地位就开始发生变化的贵族因农奴制改革带来冲击性的影响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在剧烈的社会变化中反应各异,一部分贵族无所适从,消极应对,彻底变卖土地,沦为无产者;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贵族对所处现状作出积极的调整,他们或凭借自己的实力希望挽救他们正在失去的辉煌,或转向现代资产阶级,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领头人;更多的分化为俄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中的中产阶级,逐渐成为俄国政治中具有影响的力量。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封建帝制下的道德规范与权力法则

惠帝七年,刘盈病故。惠帝刘盈的早天,对吕后打击非常严重。吕后只有这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竟然24岁就一命呜呼,老年丧子对身为母后的吕雉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此时,吕后最担心的是惠帝下世后吕氏宗族在朝中的势力就此走上下降通道。所以,吕后此时一门心思要巩固吕氏的势力。惠帝早天,又无嫡子,吕后将惠帝与宫女生的前少帝扶上帝位,先把皇权掌握起来。     

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游船空间解读

研究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观权力学说为理论基础,收集了多元文本/话语资料,采用批评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对珠江广州城区段上的游船空间进行解读。研究发现：①游船空间权力的对象转变促使新的权力文化的诞生,游船空间中物的使用价值让位于符号价值;②游船空间的分层体现出类型学秩序,座位的排列则渗透着等级性秩序,由此生产出不同性质的社会空间及社会关系;权力对时间的分解及序列化,确保能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来创造利润;话语的编织及渗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控制场;对身体的安置,能提升权力支配及管理的效率。最后,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游船空间,体现出的是资本与权力在空间中相互串谋而引发的旅游空间异化。     

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

战后日本著名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提出的首长制学说认为,在古代日本,郡是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因而将郡司级首长看作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律令制下的郡司是将地方首长的统治制度化的产物。石母田正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的主体性,但日本史料中关于"村首"的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同时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与村落成员的纳贡关系表明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郡司级首长的统治也是以村落首长的统治为前提,这种统治具有国家公共权力萌芽的性格。     

对2000年以来黑龙江省妇女政治权力参与的分析与思考

本文依据黑龙江省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2000年以来黑龙江省妇女政治权力参与的发展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试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必要性及实现途径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确保政府权力有效实施、扩大公民知情权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要始终保持权力的健康运行,应通过阳光立法、阳光执法、阳光人事、阳光监督等多种途径来实现。     

对西藏清代藏银铸币衡制与成色的疑问

衡制、平色是研究金属货币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清代西藏银币是否采用统一的货币计量衡制与平色说法不一。一说清代两藏地方政府铸造银币衡制均为中央库平,“两藏钱币自始至终所使用的衡制,与中央完全一致”。     

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以1967年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在官私机制的大力扶助下,以“东方”(亚洲和北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国区域研究达到高峰期,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力。然而,区域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面临挑战和批判。冷战“心智之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对亚洲研究构成了挑战;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形成和权力分散化的双重趋势,亦使美国学术范式遭到来自亚非学术界的激烈批判。1967年在美国安娜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是冷战背景下区域知识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权力分配与竞争博弈的典型表现。安娜堡会议折射出知识权力博弈的三重景观：其一,传统东方学与区域研究尝试从不同路径重塑研究对象的博弈;其二,美苏之间力图填补“知识真空”,通过知识生产与传播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博弈;其三,亚非学者抵制欧美国家试图借助知识传播重构新旧殖民主义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