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外交实践的悖论——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元论视角

当代美国外交实践中,有时采取把国际法凌驾于国内法的做法,而有时又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从而形成了外交实践的悖论,这个悖论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一元论两种学说的争论,反映了美国外交实践的矛盾性。但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空中变换采用一元论的两种学说,形成法制体系隔空隔时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实质上,美国无论采取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做法,还是采取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外交,都是为了在特定时空内使美国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中美洛案赔偿交涉考

1885年洛士丙冷虐杀华工案发生后,中方一直坚持惩凶、赔偿和保护三个处理原则,其后又根据事态发展,将交涉重点集中到了赔款上。在赔偿交涉中,清政府始终坚持在国际公法下以外交手段解决中外纠纷的原则,驻美两公使苦心竭虑,不避繁难,有礼有节,不懈努力,终于获得美方14万元美金的赔偿,并藉此清理了其它虐杀华工的旧案,这是中国近代中外交涉中第一起通过外交努力获得外国赔偿的案例。但是,洛案的赔偿没有形成对受害华工损失的制度化赔偿,没有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角度形成对华工更好的保护,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排华的社会舆论与社会意识,排华运动最终成为中美关系上一段极不愉快的记忆。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历史、哲学基础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从道德和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经验事实审时度势,在深一层次上强化了外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从历史与哲学的理念出发,以现实主义实力论、地缘政治学和势力均衡观来通观审视,力求构建一种美国主导下稳定的世界秩序——“美国治下的和平”。基辛格的外交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机智与魄力。作为一个外交思想家,基辛格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个人阅历化合成为对历史和现实深邃的洞察和敏悟,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本文考论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既定国策的层面,另一是外交运行的层面。主要利用洪武初年编辑的《祖训录》与洪武末年编辑的《皇明祖训》的相关内容,并发掘和利用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的大量实例,在对这两类史料经过仔细分析以后,认为所反映的明代初年外交实态是一致的,结论是洪武朝形成并奠定了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意味着明代帝王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存在两千多年的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选择了和平外交,回避战争,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并探讨了这一外交模式的转换,透视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提出以朝贡体系一元论解释明代外交模式的观点,应该有所修正。     

论春秋时期之存在国际法

春秋国际法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既涉及先秦史的内容,也与国际法、中国法制史息息相关。本文以春秋时期的历史史实为依据,吸收现代国际法的理论,对否认春秋时期存在国际法的各种学说进行驳斥,具体分析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对春秋国际法的存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析,认为春秋时期确实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国际法。     

全球视野下的新外交史学在美国的兴起

正新外交史学①是针对传统外交史学而言的,在美国学术界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标志是美国外交史学界对传统外交史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诸如迈克尔·亨特、入江昭、迈克尔·霍根、托马斯·帕特森、罗伯特·麦克马洪和埃米莉·罗森堡等美国外交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吁采取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走出传统外交史学的危机。经过一大批美国外交史学家的努力,新外交     

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

对 1 9、2 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 ,这一研究折射出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原因 ,同时也映现着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出路和方向。美国外交史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无法解释美国海外扩张的合理性 :其一 ,海外扩张是否违背了局限于大陆拓进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 ;其二 ,海外帝国的追求是否有悖于美国人视为立国之本的民主理想。自 2 0世纪初美国外交史学产生以来 ,无论是理想主义史学的“背离说” ,还是现实主义史学的“国家利益说” ,都不能说明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修正派史学虽然揭示了美国扩张外交的本质 ,但由于其“由内到外”的研究体系的局限 ,最后难免落入孤立主义的陷阱。本文着重介绍了“后修正史学”的“综合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究方法 ,指出不同民族的观念、情感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才能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美英伦敦宣言之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宣布中立。为了把美国的贸易建立在有利的法律基础上,美国提议各交战国接受在国际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伦敦海战法宣言。同盟国乐意接受,协约国内部听从于英国的海上政策。因此围绕美国的提议主要在美英之间展开了争论。由于伦敦宣言有利于中立贸易和同盟国,限制了英国在海上展开经济战的能力,英国最终在实质上没有作出让步;而美国由于经济、政治、外交和观念诸方面的原因,最终于1914年10月22日撤消提议。这场争论既决定了美国此后的“中立”特征,也不利于中立国运用中立权利的法律武器反对交战的大海军国的海上霸权。     

承认新中国与新民主主义外交的酝酿

新民主主义外交酝酿于香山时期。在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在考虑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关系时,所主张的是建立外交关系,而非承认问题“。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作为两个国际法术语,各有其内涵,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共中央此时对美外交以及整个对外关系的处理,显然受到苏联的影响。国民党在冀图英美等不要承认新中国的策略上,曾寄望于通过联合国机制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无论是国际法理还是现实情势,都促使国民党认识到,妄图阻挠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只能是徒劳。     

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学述论

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是查尔斯·比尔德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观念及其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得出了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大陆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和外交路线,主张放弃国际主义和干涉主义,专事"国内门户开放"。源于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担忧,比尔德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大加挞伐。比尔德的外交史学开创了美国外交史学的进步主义传统。知识论层面的宏观性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激进性,是比尔德进步主义外交史学的两大特征,并赋予其纯粹学术研究之外的广泛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1920年罗素的中国学术之行

罗素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罗素提出"逻辑原子主义和中立一元论"学说,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的数学基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罗素曾游历各国讲学,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他曾对中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五四后的中国知识界,罗素访华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热谈,承载了中国新文化界众多的期望与想象。但令人     

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

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美和平运动,影响非常有限。大战中诞生的苏维埃俄国的和平外交取向以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揭开了国际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大战的极端残酷性使欧美出现了反战、厌战、恐战的社会思潮,并导致和平运动高涨。20年代的和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限制与反对战争的国际法的发展;30年代和平运动的绥靖化,为绥靖政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奠定了思想与社会基础,间接地鼓励了法西斯国家不断侵略扩张直至发动另一场大战。这一历史现象对和平学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并给予人们重要启示:绝对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有时会事与愿违;在当今时代,发展与完善和平机制,恪守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与实践,是对世界和平的切实贡献。     

原敬与国际协调外交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 ,日本近代的国际协调外交渊源于原敬的“对清政略即是对欧政略”的外交哲学原则。在长达半年的欧美实地考察中 ,原敬亲眼目睹了美国实力正在蒸蒸日上 ,预见到美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指出在今后的国际问题上要格外注意美国的动向。一战爆发后 ,原敬在各种场合反复陈述日本与美国协调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其国际协调外交思想得到了充分展开。从原敬的思想主张来看 ,其国际协调外交思想的终极目标在于 :日本在比较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下 ,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     

试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媒体对马尔库塞的形象塑造

20世纪60年代,美国进入传媒时代.本文透过对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尔库塞的媒体现象的分析从而深入认识美国媒体.作为一种产业,媒体因马尔库塞具有诸多卖点而把他塑造成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媒体通过马尔库塞来极力宣扬新闻自由的理念;但在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威胁时,媒体就会将阶级利益凌驾于所谓的新闻自由之上.     

论美国南亚政策(1947～1954)——基于对1954年美巴结盟的研究

印巴分治后,克什米尔冲突的爆发,美苏冷战不断向亚洲扩展,印度的中立主义政策及其实践,这些力量相互作用,对美国的南亚英联邦战略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将印巴两国都纳入西方集团因印度反对而未成之后,对印巴两国外交底线更清楚的认识、东亚形势的巨变、中东防御的需要等,使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巴基斯坦身上,杜鲁门政府准备积极介入南亚,但主要是国内的因素,美巴同盟关系最终还是由共和党政府完成。美巴结盟标志着美国在南亚次大陆实行的英联邦战略政策的结束和积极介入的平衡政策的开始,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印巴两国有所取舍。美国希望借此达到既遏制苏联集团又遏制印度建立中立主义集团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目标,但也为它以后的南亚政策实践埋下了隐患。     

"实力与外交" ——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外交大辩论及其意义

从二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两年间,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和干预欧洲的战争等问题,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这场外交大辩论不仅仅是围绕美国如何应对欧洲战争这一具体政策的辩论,实际上还涉及美国对外关系中一些根本问题,即关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外干涉是否会破坏美国民主和人民福祉,以及美国究竟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大辩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的国际思想和外交观念,使强调美国大国责任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在战后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孤立主义者虽然在辩论中失败了,但其思想在战后仍然对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构成某种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主义者同国际主义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外交的面貌。     

胡伯国际礼让说与戴西既得权说之比较研究

诞生于17世纪的胡伯国际礼让说,为19世纪戴西既得权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时隔两个多世纪,戴西则根据时代的需求,批判地继承了胡伯的国际礼让说,并且发展、完善、创制了自成一体的既得权说。两学说均力求调和适用国内法与适用外国法之间的矛盾,着眼于探讨法律冲突的适用原则,既有其共性,也有其迥异之处。     

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

1918年北京政府和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曾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外交交涉。交涉双方的行为乍看之下虽不合情理,但又是合乎逻辑的。英法等国对北京政府一再施压要求严厉处置在华德侨,与其说是为了预防敌侨捣乱,毋宁说是为了牵制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即便是参战以后对德侨也不改宽松友善的政策,与当时中国各界对德情感氛围相匹配,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发生在1918年的这场交涉宛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战期间北京政府与协约国盟友之间关系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