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节子新作《宋代庶民的妇女们》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前,论婚姻史或妇女史者,大都认为中国妇女地位之急遽下降,始于宋代。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有专章论宋代的妇女生活。作者认为在程颐之后,理学成为正统,儒学在贞节观念上日趋严苛,男性的处女嗜好亦产生于宋代,“遂使宋代为中国学术思想以至于风俗制度的一个转变时代”。30年代,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也曾作出类似的论断。80年代后中国大陆的宋代妇女史研究,便是从质疑这一“转折论”开始的。近拜读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柳田节子先生的新作《宋代庶民的妇女们》(汲古书院,2003年),亦看到这一类似的“质疑…     

20世纪宋代方志研究、出版综述

20世纪宋代方志研究大体可分为清代、民国、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阶段,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虽然少,但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为以后宋代方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宋代方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1年以来宋代家族史研究述略

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家族研究是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宋代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唐末五代的战乱与动荡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世家大族式家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以祠堂、家谱和族田为基本特征的近代家族制开始形成。近年来,有关宋代家族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笔者就1991年以来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②,希望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一、著作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首次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宋代家族和家族制度的历史真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二十世纪中外学者对邢窑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 ,始于 2 0世纪 2 0年代。 5 0至 70年代的邢窑研究 ,虽有较大进步 ,但没有突破文献与器物“对照研究”的局限。 80至 90年代 ,邢窑遗址在河北临城和内丘县相继发现 ,解开了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邢窑之谜”,理论研究和工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20世纪以来宋代运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正自20世纪20年代始,有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上运河河道的变迁,运河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运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然而,关于宋代运河的研究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然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和分析,宋代运河的专题性研究也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研究趋向

从本世纪初起,东南亚华侨华人就已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些研究中断了十几年。然而,在中国政府于70年代末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后不久,在一些主要的研究机构又重新开始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并于80年代迅速取得进展。因此,对中国学者(特别是在80年代期间)在这一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一评价是适宜的。     

素瓷雪色缥沫香 埠里宋代家族墓地出土的青白瓷

<正>埠里宋代家族墓地位于安徽长丰县下塘镇埠里社区鲁庄南,平面呈椭圆形,面积约18.8万平方米,背山面水,坐北朝南。2019年5月—2020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展开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6座,出土了大量漆木器、金银器、陶器、瓷器和铜器。因其对研究宋代家族墓葬制度、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1月,埠里宋代家族墓地获评“2018—2019年安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墓地出土的一批景德镇湖田窑精品青白瓷器,让我们得以一窥宋代青白瓷的盛行与当时江淮地区社会风貌。     

眉县盠器群的族姓、年代及相关问题

2003年初,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西周单氏家族青铜器群,其中的逑盘铭文记录了该家族8代人的世系,史料价值极高①。上世纪50年代,杨家村附近还出土过一组铜器,器主名叫“盠”②。其中的方尊、方彝铭文称“文祖益公”,说明盠是益公之后。益氏是西周时期的大世族,其宗子益公在西周中后期铭文中经常出现,是地位很高的王朝卿士。逑盘铭文中,单逑的四世祖称为“惠仲盠父”,学者多认为“盠”与“惠仲盠父”是同一人,这两群铜器属于同一家族③。于是很多学者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益氏是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④。单氏为姬姓,那么益氏自然也是姬姓。到目前为止…     

近二十年来国内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状况读书札记

对中国明代社会变迁的探讨 ,不仅关系这个时期的社会状态 ,而且关系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发展趋势和近代化进程 ,因此一直为中外学者所关注 ,近 2 0年来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国内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 ,其中许多论著从不同方面考察了明代特别是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和转型问题。对于这种转变的理论概括和概念表述 ,在 80年代我国大陆许多学者都沿用“资本主义萌芽” ;90年代 ,出现了“市场经济萌芽”、“近代化萌芽”、“早期工业化”等新概念 ;世纪之交 ,…     

《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宋代《易》学、《尚书》学、《诗经》学和《春秋》学倾注了不少心血,也有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面世,而于宋代的《三礼》学则少有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当代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对《三礼》本经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三礼》学史的研究。二是当代学者倾向于研究宋代经学中所谓的“显学”。     

评王双怀《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

20世纪 80年代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本着“有用于世”的原则 ,开创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 ,并培养了一批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生力军 ,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到目前为止 ,已有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等 2 0多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

家族或称宗族,这个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虽然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组织,其由家族产生的族权,也就成了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有系统的作用于某一方的权力。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认为"家族"和"宗族"这两个概念在古人的认识中不完全一致。本文对"家族"采取较宽泛的定义,包含"家"与"族"两个含义,"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财的近亲血缘团体;"族"则指"家族"(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与"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     

“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简论

企业文化是80年代初期美国管理学者经对当代管理与文化学理论的综合研究和探索中逐步酝酿提出的.它是一个基于对企业小社会综合系统分析的理论,是对人的认识由“经济人”→“社会人”→“文化自由人”的深化,标志着管理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客家”称谓之始与永安社会——以屈大均《永安县次志》为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客家研究热潮的兴起,房学嘉、谢重光、陈支平等诸多学者对早年前辈学者罗香林等人对“客家”的解释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近年来,对于“客家”名称由来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影响较大的看法有中原移民说、作客说、非汉族说、畲族混血说。     

社会史浅论

8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学科的社会史在中国的复兴和发展方兴未艾。然而,与成熟的西方社会史研究相比,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的贫乏、选题的琐碎,甚至学术领地的难以落实,使社会史学者们深感困惑。这种境况促使我们必须尽快地对这门新兴“学科”进行彻底的“体检”,以便查准病因,找出对策。     

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趋向：地方宗教与政治文化

美国的宋史研究领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在此期间,约有二十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撰写了宋代历史方面的博士论文,随后将论文修订为学术专著,其中多人开始在一些培养本科生及研究生的重要研究中心任教。20年后,这些研究者及其研究依然影响着美国宋史领域的发展。在这篇文章里,我概述了1990年至2006年间出版的宋代历史学术论著中体现的两种新趋向：其一为社会历史学家对地方宗教的关注,其二为政治史的复兴。     

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古代蒙古的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传统的说法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成。这个说法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宗族 (或家族 )部族阶段。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 ,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 ,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众多的宗族 (或家族 )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 ,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帖木真 ,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婚俗研究综述

婚姻是构成家族、产生亲族的基础,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内容,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婚俗,对了解和认识历史和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宋代处于封建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呈现出与以往朝代不同的特点,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相当活跃,作为社会生活史的重要问题,婚俗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论著不少。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段文杰与中国敦煌学

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举办的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点燃了他胸中追求敦煌艺术的圣火。初到敦煌的数十年里,他被敦煌壁画的精美绝伦而折服,他秉烛面壁,寒暑孤灯,临摹敦煌壁画达到380幅,被称作“敦煌痴人”。80年代,在他的领跑下,中国敦煌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保护新时代,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外国学者主宰敦煌学讲坛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世界上所有敦煌学者承认了:敦煌学回到了中国!他便是著名敦煌学者、敦煌研究院前院长、被中外敦煌学者尊称为“莫高圣僧”的段文杰先生。追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