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聚落形式主要有城市和村落两种类型,其发展演变在时间序列上可划分为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后两个阶段。土司时期,城市稀少,城址多在盆地（或坪坝）或临近长江之地,规模小,内部结构简单,政治、军事职能较强;土司村寨的分布大势是北少南多,村寨的规模相对较大,非土司区村落分布稀散。改土归流后,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多,城址的分布渐趋均衡,但城市的规模仍不大,内部结构较土司时期复杂,城市除仍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有所增强;村落多集中分布于原土司区,村落的数量增多,但规模较小。影响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分布与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民族因素。     

明清时期贵州的民族教育

明代,贵州民族教育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下,极为重视土司子弟教育,使之成为“安边”的重要举措。由官府在设府、州、县学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创办若干“司学”。清代则用“义学”实施民族教育。其对象由土司子弟扩展到一般“苗民”,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义学在民族杂居区推广的成效较大,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新辟苗疆”的措施不力。     

忻城土司世袭制度的形成与衰亡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华夏边陲和笼络边疆少数民族,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政策,土司制度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实施土司制度的少数民族地区有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中南地区等。土司按其民族的不同有土族土司、彝族土司、土家族土司、苗族土司、壮族土司等。研究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鉴往知来,借古鉴今。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城市和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使我国少数民族散杂居的程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加强了我国原有的“大分散、小聚居、交错居位”的情况,强化了散杂居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同时民族纠纷增多,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成为影响我国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对此,应给予充分重视采取积极对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化,加强关于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     

论中国民族特点及其现实优势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缔造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推动自身发展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为中国各民族所特有的稳定的特点．本文拟就历史形成的中国民族特点及其现实优势作初步的探讨．一从民族分布上看,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在漫长约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或者迫于自然灾害、战争、军问割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断迁徙,逐步租成了汉族为中心的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一个地区只有某个单一民族,没有其他民族成份的单一民族…     

边境民族地区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康养旅游以自然友好型、社会友好型特征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旅游业的新需求,是发展潜力巨大的旅游新业态。边境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基础较好,自然与人文生态优势突出,为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更好地指导边境民族地区康养旅游产业发展,需要在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层面进行探讨。理论层面,要捋顺康养旅游与旅游的关系,认清康养旅游寓于旅游活动是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以边境民族地区特性为前提推进产业发展是实践的逻辑。实践路径层面,当前的工作重点是推进康养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结合、持续推进康养旅游产品建设、培育康养旅游市场主体;围绕自然山水、边境区位、地区与民族特色的人文基础、康养旅居等主题擘画边境民族地区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蓝图。     

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址调查简报

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址是我国西南土家族区域著名的明清时期土司城址之一。城址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以山脉、河流、溪沟为天然屏障,城内由壕沟、城墙、衙署区构成多重结构体系,衙署区位于城内中轴线中心,各重要功能区的划分与选址都以这一中轴线来展开布局。城内遗迹非常丰富,主要有城墙、道路、院落、石桥、水井、采石场、码头、墓葬、建筑基址等。唐崖土司城址是研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重要资料。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贵州世居民族综述

在贵州高原上,生活着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畲、毛南、满、蒙古、仫佬、羌等十八个世居民族,他们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贵州,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创造了贵州多元一体、共生共容的民族历史文化景观。     

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略论元朝的统治政策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所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政策不仅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统一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还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民族地区统治制度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化环境审视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的文化环境是该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的现实空间,地域特征极其鲜明。一是有深厚的人文积淀,二是强化的汉文化教育,三是开放的文化心态,四是丰富的物质资源,五是鲜明的民族风情,六是剧烈的社会动荡。笔者认为,理清乌江流域土司时期的文化环境,对挖掘该地深厚的土司文化资源,促进现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

云南汉族分布区发展最快的时期是明代。明代80余万汉族军事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深入传统的当地民族世居区或边疆地区,建立卫所,定居屯田,促使云南涌现出大量的汉族移民新区,形成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汉族社会和汉夷杂居的发展趋势,基本奠定了明清以后直到今天云南各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交融的基础,成为明清以来云南边疆开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     

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

丹阳郡在西汉至六朝之间的历史时期,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本文分两汉、六朝两个时期,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州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基本釐清了丹阳郡的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情况。研究表明:(1)自汉武帝时改置丹阳郡以来,郡治先徙宛陵、东汉末年再迁建业,从此历六朝不改,丹阳郡成为六朝时期的"京邑首郡";(2)六朝时期是丹阳郡区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辖区变动也最为剧烈;一方面,人口增多,新县、新郡的析置频繁,辖区面积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北方侨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特别是东晋南朝以降,辖区内增置大量的侨州(郡、县),进一步促进了本区的区域开发与繁荣,丹阳郡的区域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增强。     

建国后党和政府解决广东疍民问题述论

疍 (d劋ｎ,音但 )民历史上是广东的土著居民 ,以船为家 ,以捕鱼和水上运输为主要职业 ,明清时期虽已基本汉化 ,但仍处贱民地位 ,备受歧视。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问题 ,教育广大人民认识到民的落后及其与其他族群之间的隔阂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产物 ,采取多种措施将民从旧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 ,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

湖北襄阳东汉—三国蔡越墓出土的相轮陶楼,在建筑形制上为汉式陶楼和印度式相轮塔刹的结合,在装饰母题上同时兼有汉地神仙瑞兽与印度—犍陀罗式有翼天人的图像,明显带有佛教初传时期汉、印文化杂糅的特点。本文在讨论陶楼形制的过程中,分别联系同期北方墓葬中出土的陶楼明器和汉晋之际江南地区的佛饰堆塑重楼魂瓶进行类比分析,证明这两类墓葬明器都与文献记载的"浮图祠"相关联。在佛教初传汉地时,由"仙人好楼居"的汉式重楼过渡到高层佛塔,浮图祠是初期的标志,襄阳蔡越墓陶楼或可看作是浮图祠的标准器。浮图祠用作明器进入墓葬,反映了汉地民间埋葬方式因佛教传入而起的新变化,并在随后长江中游六朝砖墓的建造中留下了印记。     

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地名文化初探简

本文从川东南地名出发,运用统计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析土司制度在川东南的实行对这一地区地名命名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又以地名为导向探寻相关的土司文化遗存。     

春秋时期徐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徐州众多的徐国遗存被发现,证明献中关于春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一带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     

辽金人的忠孝观

忠孝是中国古代伦理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契丹、女真早期本无忠孝观念。辽金建立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 ,儒学的传播 ,统治者的倡导 ,民族的融合等 ,忠孝观念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忠孝在辽金及后来元人那里 ,超越了民族、地区和国别的畛域 ,人们对外族、邻国、敌国乃至前朝的忠臣孝子同样表现出尊重和崇敬。 1 0 - 1 3世纪 ,忠孝已成为汉、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一致认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从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强大凝聚力。     

乐浪、带方二郡的兴亡与带方郡故地汉人聚居区的形成

以乐浪郡为首的汉四郡自设立起,其盛衰就与周边各民族集团的动向息息相关,领地与人口不断变动,总体呈现渐趋衰落的态势。带方郡的开辟虽使当地的汉文化势力有昙花一现的兴盛,但4世纪初二郡仍在高句丽的进攻下覆亡。在高句丽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原乐浪郡汉人大量南下,加之内地新移民的到来,于带方郡故地形成汉人聚居区,势力逐步有了恢复性的增长,并于4世纪中叶达到相对的顶峰。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

秦始皇在南征岭南的过程中,化大量的战国高人和战国商人子孙作为“七科谪“的对象,谪戍至商品经济极度落后的岭南地区;这些商人的到来,不仅使得岭南出现了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局面;而且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把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积淀下来的先进的商业经济意识借助岭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和“以舟辑为食”的优势,得以在海内外发扬光大,并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