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社会文化中的“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或文化表现形式的形成,都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多种因素的合成。“道”既是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日本“道”的认识与了解,是认识日本社会的一把钥匙。本文从“道”在日本社会中的表现出发,揭示了日本“道”的来源及文化表现。     

苴却砚设计流变中的传统器物美学意识探究

文章通过对苴却砚设计流变中题材变换和审美意识的梳理,探究传统器物美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对于传统工艺继承和革新的启发。通过对苴却砚的历史溯源,概述其发展及现状,分析和总结苴却砚从古至今图案设计中的题材流变以及审美意识转向;探究传统器物的艺术文化内涵如何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和时代主流文化两方面的影响,从而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在时代变迁中梳理了传统器物美学观的形成与发展,围绕道、器关系,分别从儒、道、释三个角度出发,分析苴却砚石文化中的传统审美意识。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文化面对使用群体与对象的改变,亟需转型。     

简论老子“道论”与柏拉图“理念论”

《老子》思想与柏拉图哲学分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其“道论”和“理念论”分别就本体问题展开了探索,而各自的探索方式又分别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尝试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方法。并讨论老子“道”的思想是否符合逻辑,是否是对柏拉图方法的一种补充或反思。     

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

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是日本古代国家神祇祭祀体系中的与疫病有关的祭祀。本文主要是分析这三个祭祀中蕴含的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镇花祭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神作祟"观念,道飨祭是一个混合了中日两种文化因素的祭祀,一方面其思想依据是鬼魅、特别是中国的疫鬼观念;另一方面,道飨祭对于鬼魅的态度并非中国式的暴力威胁,而依然采取日本原有对待神的恭敬态度。疫神祭中的"疫神"则是把中国的疫鬼改造为日本式的"神",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信仰的话语体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疫病祭祀的角度对三个祭祀进行整体把握,发现道飨祭和疫神祭的鬼神观念均来源于中国的"疫鬼",以及日本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的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     

唐宋时期穿越灵州的丝绸之路简

唐朝与宋代初年的灵州,是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枢,也是丝绸之路灵州道穿越的大都市。唐宋时期穿越灵州有两条道：一是唐太宗时期的“参天可汗道”,即回鹘道,它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平定突厥民族后,漠北各民族要求开通“参天可汗道”,以实施与中原的交往与贸易。唐太宗亲往灵州会见铁勒诸部首领,并赋诗勒石以记其事。在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过程中,唐肃宗以灵州为大本营,丝路灵州道仍起过重要作用。二是宋代初年的长安凉州道。晚唐、五代与宋初,由于长安凉州道受阻,灵州道成为中转、集散的交通枢纽。灵州道有两条走向：灵州凉州道是捷径,灵州甘州道走草原丝绸之路。宋夏对峙后,灵州道受阻,西域、中亚向宋朝的朝贡改道,秦州路取代灵州道。     

秦“道”新证

秦朝确立了地方上设“道”对少数族群聚居区进行治理的制度。作为县级特殊政区的“道”,最初可能取义于政治文化引导的期望。“道”制是秦的军事扩张和郡县化过程中折中的产物。“道”除有以族属命名的方式外,也有以山川类地理实体命名的;道以下并非不设乡里,而是采取乡里机构与部落组织并存的形式。道的行政归属,在区划和民政上属于郡,在少数族群事务管理方面则属于属邦,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管理;同时,实行“道”制的地区,由中央派遣官吏和部落君长联合治理,是为中国古代民族管理政策之源头。     

务川、道真仡佬族民间雕刻艺术考察研究

务川、道真仡佬族民间雕刻有着广泛的存在,图案丰富,线条流畅,造型饱满,表达了仡佬族民族审美理想和民俗文化心理,承载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价值。     

《齐物论》、《中论》之比较

庄子的《齐物论》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的精华,龙树的《中论》开启了大乘之中观学派。对于"道"的体察,庄子继承了老子以无为本之说,表达了"道通为一"的观点,而龙树则立足于"空有不二",主张即体即用。两论都表现出了极强的解构性及趋向终极境域的态势,在体察"道境"、理解"道言"等问题上,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乡土宴饮与民间规矩——山东滨州姜家街村“两道饭”宴饮习俗调查

在山东滨州黄河两岸的农村,长期以来盛行一种名为"两道饭"的地方宴饮习俗。"两道饭"作为一种民间饮食习俗,除了具有款待宾朋贵客的饮食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规范和控制个体成员的民间交往行为,实现了社区内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笔者于2008年冬天通过多次田野调查,对"两道饭"习俗中的饮食习俗、民间规矩、特殊礼俗和特有酒令进行了详细记录,并对"两道饭"宴饮习俗的现代变迁和文化内涵进行了观照。     

浅论庄子之道

庄子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的历代思潮,他被尊称为先秦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从中国文化上讲,老庄的道家哲学曾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那么,如何认识庄子之道呢?本文就这个问题来加以探讨。     

论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

“米仓道”不仅是一个包括主道、旁道、支线和延长线的交通系统概念,而且是一个与米仓道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设施和由此体现的人地关系系统概念,在历史时期存在时空变迁,其历史地位在北方入蜀陆路系统中仅次于剑阁道,并有其独特之处.     

“阴平道”与“左担道”名称考证

本文考证了阴平道这一名称从西汉时期的县级行政区划到现代作为由甘肃文县入蜀道路名称的转变过程。这条道路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左担道,但宋代以后,阴平道逐渐取代左担道,成为这一带交通道路的总称。     

治道与志道：清代甘肃道志编纂研究

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修纂的特殊方志类型,是地方道制变迁的产物。道在名称上不能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故道志有“直接以道命名”和“不以道命名”的两种情况。由于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的特殊性,清代甘肃出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两种不直接以道命名的志书。从表面上看,道志的编纂首先以其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看似与道无关。其实,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修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可称作“以地存道”的书写方式,既由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修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     

跋《何君阁道铭》再发现

2004年3月荥经县烈士乡《何君阁道铭》重现于世,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 此碑铭对于中国书法史和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清代新疆冰岭道建置考

冰岭道作为乾隆平回之后为屯田伊犁而设的首条官方台路,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较为缺乏。近年来,虽有学者对冰岭道做了专门探讨,但对于此路最为重要且变化最为剧烈的建置初期的情形,却由于汉文史料的匮乏而论述简略,考证失实。有鉴于此,本文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满汉文史料,对冰岭道的建置情形进行了考察。首先,证实了冰岭道建置初期并非仅有两阶段,而是有着层次分明的三个阶段。其次,对三阶段中所设台站的兴废增减进行了梳理,并阐明其调整过程不仅反映了台站职能的变化,更体现了清廷对新疆统治思想的变迁。最后,考证出伊犁驻防建设初期,伊犁地区与外界沟通的官方台路仅有冰岭道一条。     

浅析老子之“道”的英译

老子之"道"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和三个基本性质。在将之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学界采用了附会译法、格义译法和音译法三种形式。其中,附会译法和格义译法是在西方中心的殖民文化思想翻译观的支配下做出的选择,而音译法则展示了一种相对平实而又开放的文化心态,因为它是在中西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展开工作。而且,音译Tao对老子之"道"的翻译已被英美学界普遍接受。     

得“道”即逍遥——庄子超越之法初探

庄子承袭并发展了老子“道”的思想,从“道”的高度俯视社会、人生,以道法自然的原则观照当世,试图解救陷于乱世中的困顿生命,找到了通向精神自由的法门,那就是知“道”、学“道”、体“道”,与道为一,与道契合,实现精神的超越。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遗址调查简报

2011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阿拉善博物馆组成阿拉善盟史前考古调查队对该盟境内的史前遗址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田野考古调查。其中,在阿拉善左旗境内发现数处文化内涵较丰富的史前遗址,并采集到一批细石器和陶器遗物。通过对此次及以往调查所获遗物的整理研究,对阿拉善左旗的史前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此次调查发现一种以压印纹和圜底陶器为代表的"头道沙子类型"史前遗存,进一步填补了该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道德经》中“道”的概念在西方的误读与误导——以韦力和安乐哲的译本为例进行分析

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世界各国的哲学、宗教、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世纪末被来华传教士翻译介绍到西方,如今已成为除《圣经》之外译本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种典籍。但是这些译者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经典时传递了一些错误的信息,因而造成对《道德经》的误解,进而使西方对中国文化本身也产生了许多误解。本文以《道德经》的核心概念"道"的涵义为分析切入点,选取韦力和安乐哲的译本进行分析,并与《道德经》"道"的本身涵义相对照,发现由于早期译者自身并没有认识到中西思想文化结构中存在的本质差异,单纯片面的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中国经典著作,这是造成经典误读的根本原因。     

毕节古驿道开发与利用综述——汉代以前

毕节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已经有古人类生活在这片风景秀美、绚丽多姿的神秘大地上。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与大自然进行顽强拼搏,创造了独具一格的"黔西观音洞"文化;商周至战国时期,各朝为了加强与西南地区的交流,扩大自己的势力,纷纷开始对西南进行开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下令修筑"五尺道",将川、滇、黔三省联系在一起;两汉时期,武帝采纳唐蒙的建议,修"南夷道"以制南越。"五尺道"、"南夷道"的开发与利用大大促进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加强国家统一,巩固边防安全。同时,也为近现代毕节市交通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