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氏日記與晚清上層書籍世界

<正>《翁同龢日記》作爲"晚清三大日記"之一,歷來被認爲於晚清歷史研究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意義,自上個世紀以來,利用《翁同龢日記》來窺測晚清政治風雲的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棟,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晚清歷史的研究進程,其父《翁心存日記》於2011年由張劍整理出版,同樣被學者認爲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價值~①,不過現存大多數成果也多以歷史文獻或其他角度來對其進行研究。但事實上,除了顯而易見的歷史層面的價值以外,翁氏父子日記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记旅美收藏家翁万戈先生

正翁万戈先生是旅美重要的中国文化艺术品收藏家。翁先生曾风趣地对我说过,"人们都说我是收藏家,其实我藏而不收。因为我基本不购买文物。"翁万戈先生家藏艺术品主要来自其高祖翁同的旧藏。藏品可分为以下几大宗:(一)翁同著作手迹,包括日记,诗文稿等,是研究晚清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认为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龠禾)等政治高层发动和文廷式等京官策动、组织的,而康有为、梁启超为参加者。本文对此深为怀疑,因为茅先生的立论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仅为推测;对于一些史料发生误读,所得结论难以成立;某些分析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其结论有预设之嫌疑;在论证《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谎话”时,未对反证材料一一辨析,其结论有片面性。本文认为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发动、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     

广西大事记(中华民国之十四)

民国18年(1929年)9月3日李明瑞依据国民政府规定的限额,把广西部队编为三师一旅,即第十五师、第五十七师、新编第十六师、新编第一独立旅。10日至14日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郊区津头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9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总结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新形势下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中共广东省委代表贺昌作政治报告,中共广西特委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及组织、职工、宣传、农运、军事、土地革命、妇女、共青团等9个问题的草案大…     

唐五代的“座主”与“门生”

正我国古代的师生关系与今天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科举时代的所谓师生、师弟子,往往是指中榜的考生与主考官及阅卷官之间的关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座主门生"条说:"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唐代所谓"有司",就是主持礼部试的知贡举。座主门生的称谓大约出现在盛唐,至中唐以后形成较稳固的关系。到了明清,中第的举人和进士则称呼主考官为座师(与座主同义),称同考官(又叫房官或房考)为房师,自称门生或弟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肇始于科场,延     

翁同龢书学成就摭谈

翁同龢[1]祖籍江苏常熟,翁家家风清白,是当地的进士和仕宦家族,其父翁心存[2]和大哥翁同书[3]均进士及第。翁同龢少壮才名,24岁中元魁,从此跻身政坛,任学政,身膺同、光两朝帝师,筦钥刑、工、户部和国子监,权参政要,一步步擢为晚清重臣。翁同龢参与中俄交涉,收回伊犁;两次授予军机大臣,中法交涉,援越抗法;参与中日交涉,反对割让台湾。     

翁同和与甲午战争

一晚清政坛上,翁同和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其父翁心存曾为同治帝师,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兄翁同书、翁同爵均官至巡抚,侄翁曾源高中状元,和谓家世显赫。他本人也是状元及第,先后为同治、光绪二帝师傅,两任军机大臣,兼差总理衙门,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官高位等。在翁同和的宦海生涯中,可说是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即使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因慈接太后借故罢斥恭亲王奕诉,搞了军机大换班而被免去军机大臣差事,但工部尚书本职仍得以保留。十年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翁同和又与奕诉一同入军机。大致说来,在此之前,翁同…     

张謇的文学交往

张謇不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有较高艺术素养的文学家。据《张謇日记》和《啬翁自订年谱》,他曾与当时几十位文学家有过交往,兹选择其中与张謇关系最密切的范当世、朱铭盘、张裕钊、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翁同龢7人,谈谈他们     

《云起轩词》稿本考述

<正>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芸阁(一作云阁),又号罗霄山人、芗德,晚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今萍乡市)人,是晚清著名的诗人、学者、政治家。中日甲午战争时,上疏请罢慈禧寿典,奏劾李鸿章畏葸误国。其后襄赞康有为发起强学会,支持光绪帝亲政,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并被驱逐出京,漂泊江潭。戊戌政变,遭到追缉,避难湘潭,后经汉口转移至上海。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初十日,应日本同文会之邀,离沪东游扶桑,归国后寄情文酒,郁郁而终。文廷式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经、史、文学等诸多方面,据考证有百馀种,其《云起轩词》"意气飚发,笔力横姿,诚可上拟苏辛,俯视龙洲……令词秾丽婉约,则又直入《花间》之室"~①,风骨遒上,卓然可传,在以常州词派为     

自卫军的歌(纳西族)

从一九四八年四月到一九四九年初,丽江党组织在中共滇西工委领导下,很快在全县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开办了农民识字班,大演大唱革命歌曲,以此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下面就是当时流行在开南区一带的歌。     

日本货币简史(摘录)

一、古代货币我国最早铸造的货币是和铜元年(780)5月铸造的“和同开珎”(又称“和同开宝”)。这种铸钱业是从武藏地区向朝廷献纳自然铜开始的。因为当时铜产量很少,所以朝廷似乎认为这是值得庆幸的事,便把年号从“庆云”改为“和铜”。开始铸造银币,而后又造出了铜钱。和同开珎开铸以前,是以稻米布帛之类作为实物货币(自然货币)使用的。此外,在飞鸟时代还有从朝鲜传入的无文银钱(菊文银钱)和无文铜钱(稻文铜钱)。在这种银钱上可以看到类似菊花的图案,而在     

甲午战争与翁同和的士大夫本色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群,往往是社会良知的化身,忧国忧民即是他们的本色。晚清以来,尽管上风颓败,士习浮嚣,但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大多数士子仍能以家国为重、与民同优。其中,一些身居朝廷要职而又幅守“明道救世”儒学原旨的有识之士,更突出地表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他们的言论,主张和作为,在一片妥协声浪中犹如一股涓涓的清流,显出了傲然不群的风骨,做了社会的脊梁。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翁同和,即是这群上大夫的代表人物。翁同和平年经受过严格的儒学训练。他六岁入塾、受读《四书人…     

清流党成员问题考议

清流党崛起于“光绪初,广开言路,一时台谏争以搏击相高”之际,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但该群体既无纲领、又无计划,因而无确切的形成标志。笔者认为,最迟到1877年(光绪三年),清流党当已出现在晚清政坛。清流党的成员     

“行险以徼幸”:杨崇伊的仕途与人生

杨崇伊出身常熟世家,拥有翰林名衔,拜入翁同龢门下,联姻李鸿章家族,外表风流倜傥,一度是晚清政坛少有的在清流与淮系之间左右逢源的人物。迨至甲午战后任职御史,他却出面为"后党",为李鸿章代言,首劾强学会,再劾文廷式,接连予维新官绅与"帝党"以重创。戊戌年间,又是他率先出首康有为和吁请慈禧太后训政,致使朝局发生同光以来最大的翻转。继而杨崇伊内结庆亲王,外联刘学询、庆宽,密谋"联日杀康"而未果。光绪二十五年冬,他外放汉中知府却不甘远仕,又借庚子事变之机,参赞李鸿章幕府,主持京师救济局,卒因贪黩昭著而遭驱逐赴任。晚年更因持枪夺妓,被两江总督端方等参奏革职,身败名裂。作为晚清政坛的有名人物,杨崇伊以其独特方式参与并影响了高层权力运作,同时也为认识晚清言官制度的流弊和慈禧太后的政治权术提供鲜活个案。     

《清代贵州师范教育》商榷

《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三期所载《清代贵州师范教育》(以下简称《清》)一文,对贵阳的师范学堂情况,叙述颇详。笔者僻处黔北,对全省情况未窥全豹,无可置喙。但对于《清》文最后一段:“当时……师范教育机构皆设于贵阳,黔北遵义到民国初年始有师范”之说,则尚有疑义。最近因协助纂集遵义县教育志及为遵义县志编纂委员会将《续遵义府志》断句,得知该书所载与笔者幼时耳食之言相符,而与《清》文所述,则有未合。据《续遵义府志卷十五·学校二》载: 师范传习所在城北火神庙。光绪三十一(公元1905)年,袁玉锡(当时遵义知     

论多尔衮——多铎联盟与顺治初年政局

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去世后,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系列政治斗争事件。这些政治斗争事件,与多尔衮——多铎联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具体考察多尔衮——多铎联盟的建立及其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旨在说明顺治初年政局变化的关键所在。不当之处,请方家教正。     

公医制度的地方困境--以四川省县级卫生院为例(1939-1949)

1939-1949年间,四川省先后建立百余所县级卫生院,成为当时全国县级医疗卫生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县卫生院的建设与发展,是国民政府落实公医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实践表现,但在具体落实中,四川省各县卫生院在建立过程中受到地方社会人情、乡谊、血缘等因素的制约,甚至被不断卷入不同派系的政治斗争。公立医疗制度在基层县乡遭遇的困境,不仅反映了现代医疗体系本土化的艰难历程,同时折射出地方社会的复杂政治生态与多重弊病。     

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存札册《倭韩新事》《倭韩近事》考略

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两册晚清重臣翁同龢存札册《倭韩新事》《倭韩近事》,收录张荫桓、李鸿藻、孙毓汶、孙家鼐、张謇等同僚、门生写给翁氏的书信近百通,这批书札均写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五月至九月间,当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书信生动反映出当时清廷内政外交动态,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珍贵史料。虽然上世纪20年代已有学人将大部分内容抄录,并加以刊行,但是将原件与抄本重新比勘研究,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甲午乙未之際:清流的重起和劇變

甲午中日戰爭促成的言路一派憤切和羣起高亢,使十年以前因中法戰爭的起落而在政府壓抑下一時星散的清流,重起於時勢危迫之中。同時,由戰爭造成的政局變動,使淵源於清流一脈的翁同龢與張之洞各自因李鴻章的挫跌而走向高處,分別成爲政府裏和疆吏中的重心。重起的清流既以其議戰議和的彼此呼應相感染,攏集朝野士人,又以其羣聚和羣鳴影響了時事的走向與朝政的起落。這個過程由追究戰爭與議和的責任開始,又步步深入觸及中國社會的積弊和時弊,並最終由除弊而走向以西法變成法。在甲午之前以洋務爲中心的三十年歷史裏,清流曾代表了儒學的固性和剛性,與借法自强的洋務一派相對峙,因此他們在甲午戰爭之後急速地越過借法而走向變法,同時又寫照這個羣體在時勢逼迫下的劇變。